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长江水利委员会、武汉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长江文明馆，展示长江生态、彰显长江文明。自筹建工作启动以来，长江文明馆多渠道征集了2000余件（套）反映长江悠久历史与璀璨文明的精美文物，有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玻璃器、玉石器等。其中器类最为多样、内涵最为丰富、价值最为突出的当属青铜文物，这些青铜文物是长江流域先民的智慧结晶，生动再现了长江文明的独特魅力。本文解析其中的几件代表性文物。

曾侯昃剑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剑长67厘米、剑格宽5厘米，重1143克。菱形薄格，剑茎呈喇叭形，带两道凸箍，剑首圆盘形。剑刃有使用痕迹。剑身素面，剑茎圆形凸箍表面装饰有细密的夔纹，夔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小片，大部分已脱落。剑格与剑首铸有28字铭文。剑格铭文16字，皆沿剑格中脊对称分布，正面读作“曾侯子昃”“曾侯子昃”，反面读作“自作用剑”“自作用剑”，重复出现的单字互为反书；剑首铭文12字，为鸟虫书，隔字分错金、银，逆时针读作“曾侯昃以吉金自作元用之剑”。据铭文判断，剑主为一代曾国国君——曾侯昃。剑格铭文单字宽度2毫米；剑箍上的夔纹线条宽度0.2毫米，镶嵌的绿松石小片宽度多为1～2毫米，最小的0.2毫米，如此复杂精细的工艺水平也彰显出器主尊贵的身份地位。

目前发现带有“曾侯昃”铭文的器物还有两件青铜戈，一件出土于2003年发掘的襄阳梁家老坟M11，一件为我国香港民间收藏。两件铜戈造型、纹饰基本一致，为春秋晚期风格。曾国考古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至今未发现剑类器，仅在曾侯乙编钟的六个佩剑武士形铜立柱上可以看到剑的踪影，曾侯昃剑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把铸有“曾国”字样的实用性青铜剑，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曾侯昃剑还是一把吴越风格的青铜剑，也反映了处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交融。

蟠螭纹兽耳铜罍

春秋时期。口径21厘米、最大腹径40厘米、通高46厘米。平口，方唇，短颈，两对兽形衔耳，圆鼓腹，平底，三兽面足。器口上有一敞口束颈镂空龙纹罩，罩中空，底部有四个兽首形小扣齿。罩底部饰两周蟠螭纹，间以一周绹索纹。颈部饰一周由蟠螭纹、雷纹、倒垂鳞纹组成的环带纹，以“S”形云纹勾边。肩部、腹部都有由蟠螭纹、雷纹组成的纹饰带。肩部以绹索纹分隔，上下各有两周相连的纹饰带，纹饰带上还装饰有4个对称分布的圆饼形饰，其上也饰有蟠螭纹、雷纹。肩、腹之间以两周重环纹的凸棱为分隔。腹上部有两周纹饰带，腹下部是由蟠螭纹、雷纹组成的垂叶三角纹，以绹索纹勾边。罩、器身、龙形爬兽耳上都装饰有凸起的中空小圆柱，小圆柱内原镶嵌有绿松石。此罍造型优美、纹饰繁复又不失层次感，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精品。

此罍与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青铜罍形制、大小、装饰基本一致，整体均圆鼓矮胖，有可拿取的镂空罩，肩部装饰对称分布的4个龙形爬兽和圆饼形饰，兽面足，主体纹饰为蟠螭纹且满饰凸起的小圆柱。但此罍纹饰更为繁复精美，保存状况也更好。双墩一号墓墓主是春秋中晚期钟离国国君柏。由此推测，此罍的年代应与双墩一号墓的年代相仿，器主可能为国君级别。

铸镶红铜龙纹铜方豆

战国时期。通高27厘米。豆盘与豆盖均为方斗形，对向相扣，腹壁斜收，下有八棱形柱状豆柄，豆柄中空，下接盘口形圈足底座。盖顶四角各有一环形钮，豆盘和豆盖两侧各有一对环耳。盖缘四边各有两个兽首铜扣。满饰红铜纹饰。豆盖顶部纹饰由内向外为变形涡纹、工字纹、弦纹、龙纹和工字纹，外壁有四周龙纹和四周工字纹，呈交错分布。豆盘纹饰与豆盖纹饰总体为对称分布，主要区别在于豆盖口沿处的工字纹每边有3个，而豆盘有4个；豆盘、豆盖相对的龙纹朝向相反。豆柄每面饰一纵向工字纹。豆座饰两周工字纹和一周龙纹，龙纹居中。圈足饰一周工字纹。所饰龙纹造型多样、生动活泼，既有两两相对而望，也有两两相背作顾首状。

此豆与1978年固始侯古堆M1出土的两件铜方豆在器形、纹饰上均十分相似，但此豆更为矮胖。固始侯古堆M1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豆的总体风格是由高瘦向矮胖发展，此豆应稍晚于固始侯古堆M1出土的铜方豆，年代应为战国早期。目前发现的铜方豆均位于楚文化区域内，此豆应为楚文化风格的器物。铜方豆的出土数量也不多，采用铸镶红铜工艺的更少，长江文明馆收藏的这对铸镶红铜龙纹铜方豆对研究楚文化的葬俗特征、铸镶红铜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大府铜量

战国。口径14.5厘米、通高15厘米，重1825克，实测容量2200毫升。圆筒形，直腹平底，腹部有一高一低两个环耳，通体素面。器壁外侧刻有三行铭文，共36字，有学者将其释读为“秦客张仪蹠楚之岁，□月丙戌之日，□都宰尹邘□、景献为安阳铸冶?于大府，其胡筲。安阳”。量的铸造时间为张仪使楚的楚怀王时期。“大府”是掌管财务的机构，在楚国应还有管理度量衡的职能；“宰尹”是职官名；“安阳”“□都”为地名；“邘□”“景献”是量的监造者；“?”是量的自名；“胡筲”是容量。一般认为，楚国一升约合225毫升，“筲”为五升，“胡筲”应为十升。目前能确定的楚国量器只有10件左右，长江文明馆收藏的铜量为研究楚国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

鹿纹羊角钮钟

西汉。通高24.5厘米。一套4件。四器大小相近，器形相同，钟体呈半橄榄形，上小下大，中空。顶端有两片羊角形銴钮，上部有竖长方形穿孔，钟口平直，呈橄榄形。正背两面均饰阳线鹿纹和内外相套的菱形纹。两侧各有一道范缝。

羊角钮钟是战国至西汉中晚期流行于我国云南、广西、贵州等南方地区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打击乐器，因两个羊角状銴钮而得名。一般认为，羊角钮钟起源于云南中部的楚雄、新平一带，其后沿东、南两个方向传播到其他地区。羊角钮钟多成组出现，常见两件一组或4件一组，6件一组的仅见于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从出土材料看，羊角钮钟还有与铜鼓、环钮编钟、铜钲伴出的现象。由此推测，羊角钮钟既能够单独演奏，也可以与铜鼓、环钮编钟、铜钲等乐器合奏。广西花山岩画就发现了多组羊角钮钟与铜鼓并存的图像，图像也展示了羊角钮钟的挂设方式，钟架近似“土”字形，通过銴钮下的竖长方形穿孔将钮钟对称悬挂在横架上。羊角钮钟大多为素面，一般只在钟的正面装饰简洁的人面纹、人物纹、牛纹，或饰一周云雷纹、弦纹、几何纹等图案。长江文明馆收藏的4件钮钟正背面皆有纹饰，鹿纹是目前羊角钮钟中所见的唯一一例，内外相套的菱形纹也更为复杂。

目前见诸报道的羊角钮钟，中国境内仅有60余件，越南北部地区有10余件。长江文明馆收藏的羊角钮钟在纹饰装饰上有许多的独特性，为羊角钮钟的学术研究补充了新的材料。羊角钮钟本身也是长江流域地域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对研究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