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遗址中见有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陶缸，这类陶缸基本均为泥质红陶，器身上部多装饰弦纹及交叉纹等刻划纹。最显著的特征是器体中部安一周密集排列的凸钮，凸钮形态多样，有棱锥、半圆柱及鸟喙状等。红山文化这类带钮陶缸以往偶见报道，并且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但由于数量很少，因而始终无专文探讨。可喜的是，近来发表的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发掘报告刊布了一批珍贵的带钮陶缸材料，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试对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资料进行全面整理，重点分析其期别与年代，并就其渊源、影响与功用等问题略述己见，以期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有所助益。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期别与年代

就目前已正式公布的材料而言，共有六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带钮陶缸，分别是朝阳市小东山遗址、牛河梁遗址，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彩陶坡遗址、四棱山遗址及南杨家营子遗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类陶器数量较少，且大都较为破碎，其阶段性特征尚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对其期别与年代的判断将主要从共存的其他陶器的时段性特点出发。

小东山遗址仅在G1内出土1件带钮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与之共出的1件彩陶罐（图一，2）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与赤峰西水泉遗址F17出土者相同（图二，1），二者年代应大体相当。西水泉遗址F17还发现了1件后冈一期文化典型的陶釜（图二，2），证明该房址处于距今6000年前，即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由此推知小东山遗址G1亦处于这一时期。此外，小东山遗址G1出土的石斧两侧边缘磨平（图一，3），带有显著的赵宝沟文化遗风，同样证明该单位年代较早。

彩陶坡遗址发掘报告公布了F10、F2和H1三个单位出土的带钮陶缸标本，均无完整器。

F10是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此类器物数量最多的单位（代表性标本参见图一，4～7）。F10出土折腹彩陶钵和敛口彩陶罐（图一，8、9）的造型及纹样与赤峰西台遗址G1出土同类陶器（图二，9、8）相仿，年代当相去不远。西台遗址G1属红山文化中期典型单位，彩陶坡遗址F10的期别便不言自明。

F2出土3件陶缸（图一，10～12），共生的黑彩垂鳞纹、敛口钵及壶与赤峰市三道湾子遗址H1出土者（图二，3～5）极为接近，当为共时性的体现。张星德教授的研究表明，三道湾子遗址H1处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彩陶坡遗址F2亦处于这一时期。

H1出土1件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6），伴出的筒形罐唇部加厚，并施斜向按压纹，器表饰密集的横压竖排之字纹（图一，17），整体风格与前述西台遗址G1出土筒形罐（图二，6）别无二致。借助于类型学横联法，可知彩陶坡遗址H1与前述F10共时。

基于以上所做的类型学分析可知，彩陶坡遗址F10、F2和H1均属红山文化中期单位。F2和F10出土炭样的测年结果经树轮校正均为距今5800年，恰处于红山文化中期（距今6000～5500年）年代范围之中。

牛河梁遗址N2Z2封土中及N2Z4B垫土中各出土1件带钮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8、20），二者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冢阶段”流行的A型筒形器（图一，19、21）共出。赵宾福教授的研究显示，牛河梁遗址的“下层积石冢阶段”诸单位处于红山文化中期，因之牛河梁遗址这两件带钮陶缸也属于红山文化中期遗物。

南杨家营子遗址带钮陶缸（图一，22）系采集所得，红山后遗址及四棱山遗址带钮陶缸（图一，23）无共存陶器，二者在红山文化分期框架中的位置暂不明晰。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渊源与影响

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带钮缸并非辽西地区的本土因素，而是由黄河流域传入的，对此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在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中，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一致并且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分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带钮陶缸，并且其与红山文化的共性特征一目了然。例如，安阳市后冈遗址及邯郸市石北口遗址带钮陶缸均为圜底，上半部饰刻划弦纹，中部置凸钮，下半部素面，基本均为圜底（图三），这些特点在红山文化带钮陶缸之上均有体现，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后冈一期文化的重要前身北福地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就已经出现了带钮陶缸，说明这类陶器是这一谱系考古学文化渊源甚早、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辽西地区则找不到年代早于红山文化早期的带钮陶缸，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是由南邻的后冈一期文化输入的。

至红山文化中期阶段，带钮陶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繁盛一时的后冈一期文化已经终结了。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虽然脱胎于后冈一期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其母体的特点。诚如彩陶坡遗址发掘者所注意到的，红山文化带钮陶缸唇部加厚且不见器耳，这是异于后冈一期文化的特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彩陶坡遗址出土带钮陶缸之上除后冈一期文化流入的刻划纹外，还有压印之字纹（图一，6）这种红山文化的标识性因素，生动地展现出两种文化传统逐步走向融合的场景。

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和哈民文化发现有带钮陶缸。哈民文化中也仅有通辽市哈民忙哈遗址F52中出土1例（图二，10），F52出土的高圈足盘（图二，9）是红山文化晚期出现并迅速流行的器类，一方面说明该房址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另一方面也说明哈民文化深受红山文化的影响。同理，哈民文化这件陶缸之上的鸟喙形凸钮也有可能源自红山文化，这或许暗示着红山文化晚期存在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带钮陶缸。当然，哈民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并非原样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同时积极融入了自身的特色，其上部极具辨识度的麻点纹即是明证。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功用

对于我国史前时期发现的这类器身带一周凸钮陶器的功用，最具影响力的解释就是陶鼓，这些凸钮被认为是固定皮质鼓面的革钉。由于文献及民族学材料中均可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因而这种解说也是比较令人信服的。那么，是否考古发现的所有史前时期带钮陶器都是陶鼓？对此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均为器壁较薄的泥质陶，红山文化泥质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质地较为疏松，其硬度远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泥质陶。因此无论是鼓槌敲击还是手掌拍击，都极易造成此类制作难度较大的陶器的破损。此外，从红山文化唯一可复原的四棱山遗址出土带钮陶缸来看，其圜底的特征似乎也难以与陶鼓相联系。总之，红山文化的此类陶器很可能与陶鼓无关。

令人欣喜的是，刘莉教授团队近年来对于黄河流域同类陶器的科技考古研究，为我们思考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功用提供了全新的启发。团队对庙底沟文化灵宝市西坡墓地出土圜底缸进行了淀粉粒、植硅石和真菌的残留物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陶器曾被用来酿酒和盛酒。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刘莉还对秦王寨文化偃师市灰嘴遗址出土带钮尖底缸内壁残留物开展了微化石分析，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其为酿酒器。她明确指出，圆锥体的底部“有助于酿酒醪液中固体部分（酒糟）的沉淀，并有利于液体部分与固体部分的分离。”这些新颖的实践与结论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开阔了思路，也提供了新的力证。

由这些研究案例推断，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很有可能也是一种酿酒器具，其器表的一周凸钮应是用来固定皮革一类封口物质，利于营造缸内的密闭环境，从而便于酿酒材料的发酵，其圜底的结构特征也有助于酒糟的沉淀。在此我们呼吁今后有针对性地对这类陶缸内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以更为直接且有力的证据来揭示这类器物的功用之谜。若能确认这类陶器就是酿酒器，则不但能够进一步复原红山文化先民的日常生活，还可为其时仪式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张光直先生很早就认识到，酒是中国古代巫师通天地时所用的重要工具。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的宗教活动十分兴盛，沟通天地人神应是当时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酒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有关红山文化酒的研究至今尚未起步，带钮陶缸可作为今后这类课题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