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初，半月前刚在辽宁兴城作了《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讲座的苏秉琦先生，来到山西侯马，参加“晋文化研究会”，前来参会的还有张政烺、邹衡、李伯谦等一批商周考古大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晋文化的概念，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从三个层面凝练了晋地早期文化发展脉络，并以一首学术史诗《晋文化颂》进行了高度概括，由此这次会议成为山西考古学史的一座重要丰碑，开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晋文化探索的新征程，时值晋文化研究会召开四十周年之际，我们邀请部分参会人员及相关学者撰写一组纪念文章，激励后学，砥砺前行。

晋文化研究会回忆录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山西自古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之一，晋文化是山西考古的重中之重。

我十六七岁从四川邛崃去北京大学学习考古，记忆比较深刻的是裴文中先生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我自己还去颐和园调查；实践人工取火；在中关村亲自清理了一座瓮棺葬；在半坡发掘时，与同窗张忠培先生一起在发掘现场“摆摊”，给大家当讲解员，讲述发掘出土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学习实践经验使我越发地喜爱这门学问。

毕业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山西工作队工作了6年，期间参加了芮城东庄遗址的发掘，与发掘队员一起对黄河沿线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仰韶晚期的西王村遗址，回北京后向夏鼐先生进行了汇报，夏先生对这些工作非常赞赏，也多次关心我在山西的生活，几次询问“是否想回北京？在山西住在哪？”当时我一心想在一线做点事情，于是告诉先生“在山西挺好的，住的老丈人房子，想留在山西工作。”后来虽也有机会回去，但还是舍不得山西这块考古热土。

山西考古工作，晋文化是个大课题，我很早就关注这一研究，“晋”字在甲骨文中鲜有所见，还专门咨询过搞甲骨文字研究的王宇信学弟。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陪苏秉琦先生在沁水下川考察期间，苏先生就曾跟我说太行山西侧的晋南应该有一个晋文化。1979年，我给中国考古学第三次年会写了一篇《晋文化研究》，1984年以《晋国建立前晋地文化的发展》为题发表，阐释了晋地文化发展序列，提出晋文化的课题。

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参与了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联合举办的北方几省市在职干部考古训练班，培训地点是山西太谷县白燕遗址。1982年至1984年，我们又展开了对吕梁山、滹沱河、桑干河等区域的考古调查与试掘，这些工作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加深了对晋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到这一时期侯马等地考古也已有起色，但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的方面，我任所长后，策划了一个座谈会，是以晋文化为主，也牵涉包括陶寺在内的山西考古几大重点话题。

我当时有几个想法，一是要做个实实在在的讨论和考察，所以会期持续了七天；二是把当时晋文化研究的一线学者都邀请过来交流一下；三是要求做好会议纪要，会议结束后纪要印了不少，据说现在市场上还有不少这个册子，也是一个纪念吧。

在这样的思路下，就有了1985年11月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参会人员考察了一些相关地点，也指导了侯马晋国遗址的一些工作与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会上邹衡先生建议要大力加快晋文化资料发表，加大晋文化研究力度，加强侯马考古力量。而对于这次会议，他将其与登封夏文化讨论会、庐山印纹硬陶会议相提并论，并认为“这种会我希望今后能继续召开，过几年再总结交流，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

李伯谦先生《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和运用。

苏秉琦先生则从全局高度审视了晋文化由来，总结了山西文化的源流，会前准备了一首《晋文化颂》，会上以《晋文化研究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为题，阐释了晋文化的三个层面，将晋文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先生把这次晋文化会议当作是兴城座谈会的延伸，他认为晋南的“发现、研究的实际（实践）和认识水平（理论）比起辽西并无大的差异”“我们召开这次晋文化座谈会的目的也类此”，在此基础上这次会议成为晋文化研究乃至中国考古学关于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

说到这里，我也倍感荣幸，想向奋战在考古一线的同仁们强调一下，一定要抓住考古发展的大机遇期，勤学习多读书，善思考深研究，为山西考古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口述：王克林 整理：张光辉 李彦昕）

《晋文化颂》——苏秉琦先生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概括

1985年11月1日至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侯马召开晋文化研究会，提议和主持者是苏秉琦先生，按照苏先生定下的老规矩是“开小会”，会议代表不超过20人；先看考古工地发掘现场和库房，后挨个发言。会场是在当时红卫厂（现平阳机械厂）宾馆，住宿、饮食设备当然不能跟现在比。苏先生住在侯马工作站带套间的平房内，但没有卫生间，外间接待来访的领导和学生们，里间简简单单就一张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好在工作站离宾馆也不远。

在座谈会上苏先生11月7日作了主旨发言《晋文化研究问题》，会后，12日考察襄汾陶寺遗址，14-15日在侯马工作站作关于陶寺特点、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16日苏先生在梁子明先生陪护下，坐火车回到北京，结束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晋南之行。

有备而来，晋文化颂

这里的“备”，就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苏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逐渐意识到：“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6月，17页）他指出：“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1期，81页）

1975年8月，苏先生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作学术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即后来发表于1981年《文物》5期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重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等六大区系。这六大区系从形成之日起，一直指引着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也是苏先生进一步提出“满天星斗说”的先行条件。即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之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1982年8月，在苏先生提议下首先在河北蔚县三官发掘工地召开考古专题现场会。他在讲话中提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 。

1983年7月，他考察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并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作题为《燕山南北地区考古》的发言，刊登在《文物》1983年12期上。

1984年8月，他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作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的报告，刊登在《内蒙古文物考古》4期。

11月14日至18日，苏先生参加浙江嘉兴举行的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17日作了《太湖流域考古问题》的讲话。

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讲话，刊登在《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文物》1986年8期又一次刊登。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他说1975年在河北承德召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谈古城古国是从文物保护角度讲的，19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是总结过去，是从学科建设目标出发的。现在再往前走一步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解决当前考古工作如何抓住重点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提法是把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心环节。”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田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集中到一点：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华国家，原有她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

11月7日，他在会上作了《晋文化问题》的发言。会前的8月份他就画了一张示意图，又写下了《晋文化颂》四句自称的“歪诗”。会议期间请与会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政烺先生写成两份条幅，一幅留作会议纪念，一幅挂在北京他的办公室，这便是考古学界耳熟能详的“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的由来。会上，他就以第一句、二句和三、四两句为题，讲出了“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三项内容：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

界定范围，“山西中部以太谷白燕遗址为主的工作，证明它上起六七千年间，下至三千年左右，文化连续性清楚，大约五千年左右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山西南部，如运城以南的西南一角，以及垣曲—平陆濒临黄河一带属中原地区古文化边缘地带。”

时间界限，“上不起自周初分封，下不以三家分晋为限。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在此之前是它的‘前史’，从陶寺起，方进入‘晋文化’正文。”

评价陶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会合点上相互捶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的场所，做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他如朱绘龙纹盘，成套的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称之为‘晋文化’的理由是：它出自山西，范围不大，恰在后来晋国都城附近腹地范围内，而后者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还保留着它的部分特征因素遗绪。”

苏先生“做为一个考古学专题”对“晋文化考古”充满期待，“晋国的腹心地区是山西南部一小块。上溯到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陶寺，把跨越二三千年间的‘晋文化’做为一个考古学专题，我认为对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并信心百倍，“把‘晋文化’当做考古学专题是创举，是大事。应该慎重从事。考虑得越成熟，概念越明确，越有生命力。”

最后说起二十多天前辽宁兴城会议提出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内容中心思想是，把过去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基本概念提高一步。这就直接触及文明起源问题了。”所以，“我们这次会提出‘晋文化’问题，可以认为是兴城座谈会的延伸。”

所以，苏先生写《晋文化颂》，是直接触及文明起源问题的，即“把‘晋文化’当做考古学专题是创举，是大事”，也是有备而来的。

1994年8月29日太原举行的“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苏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对晋文化的再认识》的讲话，仍然充满自信，他说首次在晋文化研究会上作了四句《晋文化颂》，“那次会上提出的这些论点是涵盖了1980年代初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成果的总结。”并提出了新的任务：“1985年的侯马之会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考古的一大课题、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登上又一新台阶。晋文化课题也应有更新的视野。大众化、科学化，是永恒的方向。”

果不其然，1991年5月11日考古工作者发现翼城枣园遗址这一全新的文化遗存，距今7000年到前6400年，以后研究并提出的枣园文化，经过翼城北撖遗存，产生了盛极一时的仰韶时代西阴文化（庙底沟类型），就是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指导下所做的考古实践。

（执笔：田建文）

晋文化的发现、研究和内涵

晋国是周代一个诸侯封国，立国六百余年，经历过三十八位国君。西周时期的晋国还是一个普通的诸侯，地处晋南一隅，屏藩王室，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两周之际，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晋国登上历史大舞台；春秋时期，晋国开始扩张并成为霸主，霸业持续长达一个半世纪，长期主导华夏政治；春秋晚期，晋国内部卿族兼并，最终韩赵魏三家分晋，并列为诸侯，成为战国七雄之三。目前，学术界一般将以晋国及三晋主体形成的文化称为晋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曲沃翼城的晋国早期都城曲村—天马遗址及晋侯墓地、侯马晋国晚期都城新田遗址等晋国及三晋不同时期的都城等重要遗迹、遗址、墓地陆续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晋文化的内涵和面貌。

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85年11月，在苏秉琦先生和俞伟超先生的倡议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侯马组织了首次晋文化研究会。这次会议规模不大，参加人数不多，包括北京及山西周边省份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内蒙古等科研院所代表，会议很成功，会后有关方面也印发了非正式出版物《晋文化座谈会纪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作了《晋文化研究问题》的主旨发言，发言中包含了他的著名的诗篇《晋文化颂》：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晋文化”概念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此次会议，将这一概念提到一定高度，并增加了内涵，此后，围绕晋文化的讨论，有关的考古工作便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晋文化的考古历程

晋文化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目前晋文化的考古发现材料宏大，研究也不断深入，成果斐然，在山西及周边省份发掘大型的遗址和墓地有：山西曲沃翼城交界的曲村—天马遗址及遗址内的公墓区和邦墓区、山西闻喜上郭古城址及邱家庄墓群、山西侯马晋国晚期都城新绛（新田）遗址、山西太原晋阳古城赵氏家族墓地、山西长治分水岭墓地、山西禹王城遗址、山西临猗程村春秋卿族墓地、河南辉县琉璃阁春秋范氏墓地等。此外，在晋南发现的两周时期的小诸侯国墓地和遗址有：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东周墓地、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等。

晋文化的时空：起止与地域

晋文化的起止年代学界多有讨论，其中以北京大学刘绪先生论之较详：“由于晋文化是文献中的考古学文化，所以，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叔虞以前为唐或其他某种文化，桓公以后则分属韩、赵、魏三文化，统称三晋文化，……广义上讲，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此，将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后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

晋文化的地域，简言之，应是晋国及三晋存在的地域，晋国由最初之封“汾河之东，方百里”到称霸中原百余年，逐渐向北、东、南扩展，最后三晋立国，扼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但是，晋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即随着晋国的扩张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而变化。

第一阶段，叔虞封唐的周初至春秋早期以前，其疆域基本上维持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主要在塔儿山周边的尧都、浮山、翼城、曲沃、襄汾一带。

第二阶段，春秋早期后段至春秋战国之交（三家灭智），武公开始，晋国大规模向外扩张，所谓“武、献以下灭国多矣！”先后灭掉的周围姬姓小国有荀、董、郇、贾、杨、虞、虢、魏、耿、霍等，终献公之世，晋国已“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已拥有了霍太山以南的河、汾、涑、浍地区，晋文公时又从周王室得赏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温原攒茅之地的“南阳”，晋于是“始启南阳”，由此南下与楚争霸。公元前597年晋于邲之战败于楚，霸业受阻遂转向东扩张领土，先后灭潞，赤狄之甲氏、噌吁、铎辰，击溃膺咎如，领土不仅拥有今长治地区，且拓展到太行以东的华北平原，拥有邯郸、朝歌等地与齐、卫接壤，北面在定公时代晋阳已为晋所有，赵襄子更灭代而有代地，至三家灭智时，晋已北有代，西逾河，南与周郑接壤，东与齐鲁毗邻，大大超过了晋之始封地。

第三阶段，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被承认为诸侯，他们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但事实上，在公元前453年三家灭智后，三家已经逐渐向外发展，赵初居晋阳，于公元前443年徙居邯郸；魏初居安邑，在公元前441年徙居大梁；韩初居平阳，后居阳翟，灭郑后于公元前375年徙居新郑。政治中心转移，三家各以自己的领地为中心开始大规模扩张和相互间的兼并战争，先后被兼并的有郑、卫、中山国。赵北略胡地，魏夺秦河西之地。此时晋文化已雄居黄河中游，成为中原文化主流。战国中期以后，由于秦的兼并战争，晋文化由西向东渐为秦文化取代，这在侯马乔村墓地表现尤为突出，秦、晋文化并存一墓地，晋文化向东渐退变弱。

晋国虽然不断扩张，但其政治核心始终在翼城、曲沃、侯马一带的汾浍地区，因而我们可把晋文化再分为核心区、主体区、扩散区、辐射区。

核心区范围比较清晰，包括汾河以东、塔儿山以南、翔山以西，绛山—紫金山以北约1500平方公里的区域。包含侯马市及曲沃县全域、翼城县西部地区，以及新绛县、绛县局部地区。

主体区包含临汾市盆地区域以及运城市全域，总面积约2.17万平方公里，占山西省省域面积15.67万平方公里的13.8%。

扩散区包括山西中南部及黄河外围的陕西渭南，河南三门峡、洛阳、新乡、焦作、鹤壁、安阳，河北邯郸、邢台及石家庄地区。

辐射区包括山西北部及上述扩散区再往外地区。

晋文化的内涵特征

晋国的始祖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叔虞封唐，经过授土授民，司马迁言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左传》载叔虞封唐“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南素有“夏墟”之称，昭公元年晋侯有疾，以博学闻世的子产在述及实沈、台骀之神时言“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据此，唐、夏墟、大夏实为一个地区。究其地望，大概就在霍山以南的河、汾、涑、浍地区。晋文化的初级阶段无疑是叔虞带来的周文化同本地土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考古材料可窥端倪，曲村—天马遗址出土的遗存无论是陶器，还是青铜器、玉器都与关中地区即黄河中下游诸侯封国的同类器几乎类同，但同时有蛋形瓮、三足瓮、大口盆等特色元素，所以说，西周时期的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

东周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弱，列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几个地域明显、内涵丰富的大文化圈，诸如北方燕赵中山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晋周郑卫文化圈、吴越文化圈、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关中的秦文化圈等。

春秋时期，晋文化已走出了周文化的影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真正具有特色风格的是在晋迁新田以后到三家分晋前这段时间，如都城新田的特殊布局、礼制性建筑基址、盟誓遗址、祭祀遗址、铸铜遗址精美绝伦的陶范乃至由此生产散在各地的东周时期墓葬中精美的铜器、鬲盆豆罐组合的陶器等。可以说，新田时期是晋文化超越周围文化而达顶峰时期，真正的晋文化是从新田开始的，并且对周边地区的东周王室、卫、郑、秦等国影响很大，替代了周文化成为北方黄河中游地区的主流文化。

战国时期，三晋走出山西，以邯郸、河东安邑、新郑、大梁为政治中心，晋文化也走向中原，由一元而呈多元，占据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在遗址方面主要有安邑古城、郑韩古城、邯郸古城。在墓葬方面更多，属于魏的有河南汲县山彪镇、辉县固围村、赵固；属赵的有赵王陵、邯郸百家；属韩的有长治分水岭及新郑附近的战国墓葬。其中晋文化仍然为主体，所以说，三晋文化是晋文化的延续，就是晋文化。

（执笔：吉琨璋 吉明瑞）

晋文化考古研究展望

1985年11月1日至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是晋文化研究的一块里程碑。这次会议大大促进了对晋文化的深入研究。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结过去，展望晋文化考古研究的未来。

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系，承载着两周时期中原文明与北方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密码。山西作为晋文化核心区，历经数几十年考古工作，已取得丰硕成果，考古资料丰富、编年体系基本完善、许多考古资料得以发表，综合研究不断深入。当下，晋文化考古研究正站在从基础资料积累向深度阐释和成果转化利用转型的关键节点，面对新时代考古学发展要求，亟须在学术理念、研究范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未来，晋文化考古研究将以系统性思维重构研究体系。一是要系统整理并深入阐释以往晋文化相关考古资料。在全面梳理以往晋文化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能对晋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考古资料的整理及发表工作，使晋文化专题性、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走向深入成为可能。二是要系统推进西周时期晋南地区政治地理结构的动态考古学研究。晋南是周初政治地理布局的重心，以洪洞坊堆—永凝堡等大型遗址的考古工作为牵引，对晋南封国遗存进行全面梳理及调查，将唐晋之封纳入到晋南甚至整个西周封国格局中通盘考察，进一步廓清晋南封国区和唐晋分封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历史内涵。三是要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整体框架内系统推进聚落层级体系与聚落形态、聚落布局等相关考古学研究。其中包括：晋国早中期都邑及晋公大墓区、三晋都邑及三晋王墓区、晋及三晋一般城邑及墓葬区、三晋长城的专题研究等，从而构建晋文化完整的文化、聚落与社会发展链条。重点突破晋国始封地唐、曲村—天马遗址和侯马晋国遗址等大型遗址的聚落布局、晋国中期都城故绛、中期重要城邑上郭—邱家庄遗址、晋及三晋文化的演进等重大学术问题。四是要逐本溯源，深入参与并推进夏商文明研究，探索晋文化渊源，深入剖析、深刻理解晋文化特质及其形成机制，以多学科联合推动学科发展。数十年来，晋文化考古取得了极其丰富而全面的考古资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科技手段的应用以及“地下考古方舱”等文物科技的创新，有机结合包含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在内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分析揭示族群迁徙与基因交流模式等考古遗存背后的人类社会问题，推动晋文化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以文化传承服务现代社会。新时代，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实现多层次、多渠道成果转化，已成为新时代考古学的应有之义。通过博物馆系统性保护展示利用、建立公众考古实践常态化参与机制等全面系统展现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灿烂成就，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晋文化考古研究将构建“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推动晋文化研究从地域性研究向具有全国性或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体系迈进，使晋文化研究成为解码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战略性学术高地，从而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贡献晋文化考古研究的智慧。

（执笔：刘岩 段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