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乡土教材编纂始于清末。国民政府建政后颁行新式教育政策，推动乡土教材发展规范化和科学化。鉴于文物古迹能够较为直观体现地方历史文化并带给学生感性认识，文物课程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乡土教材之标配内容。

民国乡土教材主要面向小学生并兼顾初中生，其编纂理念大同小异。如江苏省教育厅颁行之中小学乡土教材目标以“引起儿童爱护乡土观念，发扬民族精神”为主旨；又如云南省立缅云师范学校认为“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结，须先引发其爱乡精神；故在学习本国史地与世界史地之前，有先学习乡土史地的必要”（《云县乡土教材》序）。乡土教材理论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也陆续涌现，大多重视文物课程设置。如蔡衡溪编著之《乡土教育纲要》（大华书局1935年版）将乡土教材内容分为若干科，其中名胜古迹归入社会科地理单元；又如梁上燕编著之《乡土教材编辑法》（民团周刊社1939年版），详细阐述了编辑乡土教材的原则与方法，将名胜古迹归入乡土文化单元。民国乡土教材中的文物课程设置主要分为课文、注释和作业题等板块，以下择其代表者简要论述之。

就课文而言，大致分为章节式、词条式和短文式三类。

章节式结构清晰。南京市京中区实验学校1930年编印之《首都乡土研究》（小学高年级及初级中学适用）第四章“首都的名胜古迹”中，第二节“园林”收录公园、私家花园、古名园、古宅第；第三节“建置”收录城郭、宫殿、署庙、亭台、塔；第四节“陵墓”收录明孝陵、中山陵等；第五节“祠寺”收录栖霞寺、清凉寺、灵谷寺、鸡鸣寺等10余座历代名刹和洞神宫、朝天宫等道观及夫子庙、东岳庙、城隍庙、湘军祠、浙江烈士祠等。1935年版《昆明县小学乡土教材》第三十二课“昆明的古迹”收录明代薛尔望祠堂及全家合葬庙、傅宗龙衣冠冢、元代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墓等。1938年版《修订昆明县小学乡土教材》第三十七课“昆明县的古迹”收录官渡古镇之穿心塔，金马寺、昙华寺、归化寺、法幢寺、太和宫、环翠宫、铁峰庵等。1946年版云南省《云县乡土教材》（小学初级四学年及高级各学年适用）第十八课“风景和古迹”收录县境内神舟古渡、庆云铁桥、景星飞阁、广佛禅林、土衙废址、新城遗迹。

词条式简洁明了。1935年版陕西省《社会科乡土教材》（小学中年级适用），开篇即介绍黄帝陵、造字台、岐山县周代遗迹、秦汉时期古迹（包括郑国渠、长城、上林苑阿房宫、未央宫、泾渠等）和碑林、杜公祠、大雁塔，每个词条短则一二百字、长则五六百字。1947年版江苏省《泰县乡土教材》（小学中高年级、改良私塾及初中学生适用）收录今泰州市境内松林庵、光孝寺、望海楼、景范楼、明道书院及忠烈祠、乡贤祠10余座。1936年版汕头市立第四小学自编之《社会科乡土教材》（供本校高年级试用）收录文天祥祠、陆秀夫祠墓、南澳岛郑成功军队炮垒遗迹、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遗址等。

短文式夹叙夹议。1946年版《广东省乡土教材》（小学中年级适用）收录广州白云山能仁、月溪、濂泉、浦涧、景泰等寺，介绍概况的同时指出“但经此次抗战已经破坏不堪了”；通过简介粤秀山镇海楼、潮州韩文公祠、海南苏东坡庙、惠州西湖东坡亭等，“可见中原文化之南渐”；通过简介六榕寺、花塔、光塔、石室，强调“这些都可以看到本省过去受海外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游山揽胜，其实也可以说正在考察文化的迹象呢”。1945年版上海小学常识科补充读物《乡土教材》中级第三、四册（四年级上、下学期适用）和高级第三册（五年级上学期适用）相关课文，多以教师引导学生或家长陪伴孩子（角色设计为父亲和名为振华的男孩）实地参观文物古迹（博物馆）的视角，以新颖的代入式或沉浸式叙事手法，不仅介绍龙华寺、静安寺、城隍庙、文庙等传统古迹，而且注意到近现代史迹，如吴淞口炮台重要位置及其在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故居及相关纪念物等。相较于其他地区乡土教材，沪版乡土教材比较重视博物馆课程设置，如《两个博物院》一文即以父子问答形式介绍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的特色藏品。

值得一提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怒潮编著之《抗敌教材》（上中下三卷），“以强调抗敌情绪、激发爱国思想、提高保卫国土观念、增进复兴民族意识为旨趣”，供初中、简师、初级职校及各短期民众军事训练班国文史地补充读物之用。该套教材上卷收录《卢沟桥》《北平的胜迹》《神圣的陵园》（介绍明孝陵、中山陵、革命阵亡将士公墓）等课文，中卷收录《娘子关》（介绍娘子关、井陉关和固关长城）《古战场》（介绍归绥受降城、王昭君青冢）《圣人的故乡》（介绍曲阜孔府、孔庙、孔林）等课文，下卷收录《雄关四塞的国防重镇》（介绍函谷关、萧关、武关和散关）《昆明池畔的胜地》（介绍滇池及昆明周边文物古迹）等课文。由于其收录之文物并不局限于一省一地，涵盖了华北、华东、东南、西南、西北各地体现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底蕴和反映不屈民族精神的代表性文物古迹，因此可将其视为抗战初期全国通用之史地类乡土教材，亦为民国乡土教材特例。

民国时期相关乡土教材在文物古迹课文之后往往附有注释。如《首都乡土研究》文物古迹相关各节注释累计多达40余条，篇幅甚至超过正文，信息量极大。陕西省《社会科乡土教材》每个文物词条后均对涉及人物、事件详细注释，以利于学生理解相关古迹历史背景和扩大知识面。就文物方面的课后作业题而言，民国乡土教材更是体现了“知行合一”理念。陕西省《社会科乡土教材》每个文物词条后均附有多道思考题。福建省立福州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编印之《我校的乡土教育》（1935年版），提出了包括福州有几座大庙宇、七塔散布在福州什么地方、古物保存所在何处及所藏古物等23个研究问题；课后实践作业包括搜集风景片、地图、记载、古物，调查并制作本地名胜古迹周边交通情形及与本校距离一览表，绘制本地名胜古迹分布地图、赴寺塔庙宇开展古物写生活动、用粘土制作福州白塔（定光塔）及乡贤祠建筑模型等，可谓手脑并用。沪版小学中高级《乡土教材》文物课程课后作业与之相似，一方面要求学生思考并回答“利用祠庙作为公共游览场所有何意义？”“上海著名博物院有几个？”“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以收藏哪些东西为主？”“震旦博物院在什么地方？”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实地参观后手绘吴淞口炮台形势图，参观文庙公园和城隍庙市场后统计城隍庙市场店铺种类，参观静安寺后做一篇游记，同时调查记录学校附近的纪念建筑。《广东省乡土教材》课后思考题之一要求学生写出本县名胜古迹名称及所在地。《云县乡土教材》课后作业包括回答“神舟古渡因何得名？”“庆云桥修建于何时？”“县境内土司衙门旧址有几处并列举之”等问题。《修订昆明县小学乡土教材》课后思考题除了回答本乡有无古迹、学生各就所知指出课文未涉及之家乡古迹等常规问题外，还上升到研讨古迹应该怎样保存这样的思辩高度。

回顾文物知识进课堂的这段历史往事，课程设置特别是课后作业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今日乡土教材编写和文物知识普及亦具一定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受限于时代环境与客观条件，民国乡土教材文物课程编纂主体多为学校和教师，文物工作者鲜有参与其事；文物考古调查研究成果在课文内容中运用较少。李济先生曾指出民国时期“有胆量的教科书编辑者，已敢用考古学创造的名词了”（李济：《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但就中小学乡土教材而言，绝大多数涉及文物古迹的内容及注释仍然多选自历史文献。它们的不足与价值相较，只能说瑕瑜互见。今天的历史类乡土教材中，这些短板或空白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弥补，殊可告慰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