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大国之一，疆域范围包括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县，以库车为中心。黄沙笼盖下的龟兹，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璀璨明珠，见证了龟兹乐舞的婉转灵动与石窟艺术的千年沧桑。无数探险家、考古学家趋之若鹜，斯坦因和黄文弼的足迹就曾在此交汇。斯坦因原籍匈牙利，后加入英国国籍，自20世纪初始，他先后踏足中国西域各地，进行四次中亚探险考察，第二次考察中发现举世震惊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批写经和幡画，第三次考察中曾涉足龟兹古城。而黄文弼是在新疆考察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遗址类型最多的中国学者，被誉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谈及龟兹史，避不开黄文弼的考古调查。巧合的是，黄文弼的一生中同样有四次到过新疆进行考察，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员向西行进。通过这位考古学家的西域手记，龟兹的历史踪迹也就逐渐明晰了。

故事缘起——五四运动影响下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

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湖北汉川县黄家嘴人。黄文弼的父亲起初以木匠为业，家境清贫，后转行经商，方渐宽裕。年少时，黄文弼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学业表现突出。1915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三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国学研究所助教。此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与“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思潮，给黄文弼的思想带来深刻洗礼，促使他的学术志向与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初期的宋明理学探讨，转向目录学研究，最后专注于考古学与西北史地学的研究。

和黄文弼同样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还有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学术界的高涨，学术界提出了“学术救国”的口号。中国西北地区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吸引了众多外国探险队，他们的考察与探险活动虽然让世界更了解这片土地，却也致使许多珍贵资料流失海外。文物的流失与国家主权遭受威胁的双重局面下，中国学者愈发重视边疆史地研究，将目光投向西北文物资料整理。1926年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队伍抵华，计划开展西北地区的科学考察工作。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牵头成立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赫定展开多轮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平等协议“十九条”。1927年5月，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自北京揭开序幕，年仅34岁的黄文弼也由此开始他的西域考古之旅。

龟兹寻踪——在库车的考古经历

黄文弼作为考查团成员，出于记录考察内容的需要，有着随时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库车及其他考察地区的风土人情、所见所感和其学术思想，为后世进行西北史地研究留下了珍贵的一手材料。1928年，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一行人考察完新疆数地后，辗转来到库车一带，寻踪龟兹。自9月上旬开始，历访库车、新和、沙雅、拜城等地遗址，有古必访，马不停蹄，工作一直持续至11月方结束。通过这段手记，汉唐时期龟兹的文化、政治、经济情况也就跃然纸上了。

黄文弼等到库车后，9月3日赴库木土拉考察，并在库木土拉千佛洞内发现瓦片、铜片、纸片、佛像残件等出土遗物。公元1世纪左右，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商人们在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佛教开始传入龟兹地区。龟兹国的统治者在两汉之交开始接受佛教，佛教迅速成为国家的主导宗教。佛教的官方化在龟兹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库木土拉即是龟兹的佛教中心之一。

班固《汉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酐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新唐书·西域传》中提到：“龟兹一曰丘兹……姓白氏，居伊逻卢城。”由此可知，汉代龟兹都延城，唐代则都伊逻卢城。龟兹古国的政治中心，即王都所在，也是黄文弼探寻、考察的重点。1928年11月15日，黄文弼等查看库车城附近古址，在库车之东北城上河旁，有一地名皮郎，亦名哈拉墩。他根据《水经注》考证推断，以哈拉墩为中心的皮郎古城就是汉代龟兹都延城和唐代都伊逻卢城的遗址。故城内外，有包括哈拉墩、皮郎墩、萨克沙克墩等在内的十多处遗迹。从这些遗迹中，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土陶片、铁块、黄铜残片、玉石耳坠、剪边五铢钱和龟兹小铜钱等。

在库车休息数日后，黄文弼于11月19日出发前往库车拜城山中，抵达可可沙。可可沙是旧时龟兹的矿区，现多称其为可可沙炼铁遗址。黄文弼在此发现炉灶遗址和镕铁小陶罐，推测为旧时炼铁的场所和用具。此一带之山名叫哈玛木达克，山腰有许多井穴，是本地人挖掘硫磺及白矾的地方。哈玛木即澡堂，因洞中热气蒸腾故名，传说病人来此地坐上片刻即可痊愈。由此可见，龟兹冶铁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与《汉书·西域传》中之记载互证。

老骥伏枥——第四次前往新疆考察

1933年，黄文弼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的身份，开展第二次蒙新考察，次年返回。迫于新疆马仲英与盛世才交战的混乱政局，黄文弼原计划受阻，转道罗布泊进行考察。1943年，他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甘新考察，此次改经河西走廊，重点考察敦煌莫高窟后入疆，以北疆为主要调研区域，但受抗战影响仅能开展调查而非发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时的他已然年过半百，但对西域历史研究的热忱却不减当年。中科院的同事、后辈尚爱松曾作《奉慰黄文弼先生》一诗，将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英雄黄老将，拄杖来上班。行路虽云慢，内心实坚顽，今日总统府（戏言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所在黎元洪旧第上班），昔年天山巅。大漠歌仍壮，长安日正圆，但见烟袅袅，哪有泪潸潸。秋风好作健，再干三十年。”

1957年的秋风吹过，掀开了64岁黄文弼第四次新疆考察的序幕。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重新发掘了龟兹古城遗址，系统地对库车地区的龟兹城进行了查勘，并调查、试掘了明田阿达古城、大黑汰沁古城、苏巴什遗址、哈拉墩遗址等地，采集大量文物。可惜英雄迟暮，力不从心，1966年黄文弼于北京逝世。

黄文弼所撰写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以及《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合称“三记两集”，久负盛名，成为研究西域历史必备的参考文献。第一、四次考察分别留有《黄文弼蒙新考查日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经后人整理后相继出版。黄文弼虽逝，但其学术精神与研究成果永存。

龟兹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又吸收了印度、波斯等多重文化精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龟兹的石窟壁画、音乐舞蹈，至今仍闪耀着千年前的辉煌，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黄文弼的足迹，犹如时光的桥梁，连接古今，揭示龟兹文化的璀璨与多元，更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本文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级一般项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西北科学考查团采集文物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BKX2024Y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