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簋，在古代祭祀与宴飨的庄严场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尊贵角色，专门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五谷之精华。它犹如青铜器时代夜空中最耀眼的璀璨明星，散发着深邃而迷人的光辉，成为中国悠久历史长河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绚丽风景。

20世纪90年代，河南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国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8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实用虢国铜簋尤为引人瞩目，它们的形制统一而规整，均配有器盖，盖面隆起，顶部装饰着喇叭形握手，既显得庄重又不失雅致。铜簋的器身设计精巧，子口微收，腹部圆润而略显下垂，底部接近平坦，两侧巧妙地装饰有龙首形双耳，龙的长舌优雅地向下内弯曲，形成半环形，与整体设计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圈足之下，三个矮支足稳固地支撑着，更增添了它们的稳重与大气之感。这些铜簋不仅是当时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器皿，彰显着贵族的尊贵与奢华品位，而且作为周代礼仪制度的实物见证，承载着厚重而深远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

本文展示几件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地的精美铜簋，以供欣赏和品鉴。

虢季铜簋（图1）

出土于M2001虢季墓中（M2001∶67），通高23.8厘米，口径18.8厘米，腹径23.2厘米，腹深10.5厘米。这件铜簋的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盖缘与器口外沿均装饰有S形凸目窃曲纹，盖面与器腹则装饰有数周瓦楞纹，这些精妙绝伦的纹饰不仅展示了西周时期青铜器工艺的无与伦比，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威，更在文化艺术方面展现了西周青铜器的卓越成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垂鳞纹与火字形卷云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器与盖同铭，铭文为二行八字，即“虢季乍（作）旅簋，永宝用”。

虢季铜簋（图2）

这件文物同样出土于M2001虢季墓（M2001∶86），通高22.8厘米，口径18.8厘米，腹径23厘米，腹深9.7厘米。其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之处装饰着倒垂的鳞纹，仿佛流水轻拂，灵动自然，韵律十足。盖面与器腹环绕着数周瓦楞纹，层层叠叠，错落有序，营造出独特的视角层次感，令人赞叹不已。盖缘与器口外沿装饰有S形凸目窃曲纹，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庄重。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C形无目窃曲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器与盖同铭，铭文为二行七字，即“虢季乍（作）旅簋，宝用”。

虢仲铜簋（图3）

出土于M2009虢仲墓中（M2009∶652），通高24厘米，口径19.1厘米，腹径24.2厘米，腹深10.6厘米。其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的顶部装饰有S形窃曲纹，盖缘与外口沿以S形凸目窃曲纹进行装饰，盖面与器腹则环绕着数周精致的瓦楞纹，散发着一种独特而迷人的艺术气息。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垂鳞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盖与器身同铭，铭文为二行五字，即“虢中（仲）乍（作）旅簋”。

窃曲纹铜簋（图4）

该器出土于M2011墓中（M2011∶343），通高23.4厘米，口径19.4厘米，腹径24厘米，腹深10.4厘米。其两侧双耳下并未设有垂珥。盖缘与外口沿以S形平目窃曲纹装饰，而盖面与器腹则环绕着数周瓦楞纹，平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韵味。双耳的两侧面镶嵌着重环纹，握手与圈足则雕绘着细腻的垂鳞纹，支足跟部更是以兽面纹作为点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精湛技艺。

窃曲纹铜簋（图5）

出土于M2012梁姬墓。出土时器盖（M2012∶7）与器身（M2012∶46）是分开放置的。其通高20.6厘米，口径18.2厘米，腹径22.8厘米，腹深9.6厘米。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的顶部装饰有精致的涡纹，盖缘与外口沿环绕着S形平目窃曲纹，而盖面与器腹则覆盖着层层叠叠的瓦楞纹，展现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美感。耳部及垂珥的侧面经过精心雕刻，阴刻的细线纹与卷云纹交相辉映。圈足饰以灵动的垂鳞纹，支足跟部则装饰有威严的兽面纹。

在商周时期，青铜器文明闪耀着辉煌的光芒，青铜簋作为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与铜鼎并驾齐驱，共同演绎着严格的礼制规范与秩序之美。铜簋的起源可追溯至商代早期，而在商代中期至西周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礼制的瓦解和衰败，铜簋作为礼器的作用逐渐减弱，其使用范围也相应缩小。到了战国时期，铜簋几乎完全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虢国铜簋，作为两周时期青铜器艺术的卓越典范，不仅彰显了虢国工匠的高超技艺，而且是周代礼仪制度的关键见证。这一点在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的第七集《家国》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该集通过展示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鼎、簋、编钟等，深入介绍了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首先，铜簋是周代祭祀与宴飨的核心礼器。铜簋是周代贵族在祭祀和宴飨时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通常与鼎组合使用，构成了一套严格的礼制规范。天子应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虢国铜簋频繁出现在庄严肃穆的祭祀大典与热闹非凡的宴飨盛会上，宛如一位沉默的叙述者，生动地描绘出西周礼制的严谨与细腻。例如，在虢国墓地M2001国君虢季墓出土的七鼎六簋、M2012梁姬墓出土的五鼎四簋等组合，直接印证了虢国作为诸侯国的等级地位。

其次，铜簋是“藏礼于器”的直接体现。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使“礼”的规范在国家的行政、司法、军事、宗教、教育乃至伦理道德、家庭生活等方面均有体现。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贵族在礼仪场合使用不同数量和品类的青铜器，这些规定直接映射出贵族身份地位的悬殊，体现了“藏礼于器”的原则。虢国铜簋作为高等级贵族在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的礼器，其形制、数量及铭文均受到西周礼制的严格约束。例如，M2001墓出土的虢季铜簋，其器盖和器身同铭，铭文格式为“虢季作旅簋永宝用”，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常见的铭文格式，表明了这件铜簋是由虢季制作和使用的。从墓地出土实用铜簋的情况看，其使用仅限于M2001（国君）、M2009（国君）、M2011（太子）、M2012（国君夫人）等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铜簋与铜鼎、铜鬲等成套使用，呈现了西周时期的“列鼎列簋”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周代“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秩序，通过规定礼器的使用规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宗法体系，显示了身份的差别，确保各阶层的人遵守礼仪规范，不得僭越。

再次，铜簋上的纹饰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周代的青铜器纹饰与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紧密相连，例如窃曲纹象征着神秘力量和吉祥之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虢国的铜簋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彰显了两周时期青铜器工艺的精湛和文化内涵的深邃。例如M2001出土的虢季铜簋，其纹饰精美绝伦，充分展现了虢国工匠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同时也是历史的珍贵见证。

总的来说，虢国铜簋不仅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物质体现，而且象征着虢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同时也为研究两周时期诸侯国的礼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