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对象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在北方草原流行的一种铸造的金属大锅，这些锅大部分都有圈足，主要是铜质的，晚期也有铁质的，也有一些陶质的。说起这事，得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6年，我师从林梅村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丝绸之路考古。其实，对于丝绸之路考古，我是“先天不足”，四年本科，除了基本要学的考古知识，我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了。当时的我除了本科时听过林先生的“丝绸之路考古”一课外，对先生擅长的丝绸之路考古可以说是基本不懂，只是觉得丝绸之路涉及的时空更为广阔，历史画面更为丰富多彩，研究起来可以纵横捭阖。因此，到研究生阶段，要研究什么题目，自己完全没方向。先生一开始希望我研究摩尼教，特别是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摩尼教在南方的传播历史。我也很努力地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慢慢觉得这个题目不太容易再推进了。在上“碑铭所见中西文化交流”讨论课的时候，情况出现了转机。学生们在林先生的带领下一起读“师同鼎”的铭文，其中提到周人缴获北方戎人的战利品中有“铺”，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铺”可能就是“鍑”。先生刚好有一篇匈牙利学者鄂第赠他的长文，专门讨论铜鍑的。先生很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建议我做进一步的研究。就这样，从熟悉这些材料开始，确定了以这种铜器作为研究对象，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赵化成、徐天进、齐东方等老师也认为这个题目很好，而且告之，日本有几个学者也对铜鍑很感兴趣，曾在他们专门针对草原研究的讨论会上一起研究这种器物，而且已经有一些成果发表了。并介绍当时在北大访问的日本学者谷丰信先生，请他联系当时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工作的高浜秀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很快，高浜秀先生寄赠了他和雪嶋宏一先生的大作。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我撰写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天进老师馈赠了他画的一份非常少见的铜鍑的图，现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为了配合论文的写作，我还去内蒙古、宁夏和陕西进行考察，收集资料。工作后，利用在新疆工作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充分重视去国内外考察的机会，收集研究已知和新收获的铜鍑材料。可以说，铜鍑成了我的学术敏感点，只要发现和铜鍑有关的信息，我都会心潮澎湃，眼睛放光，尽量收入囊中！

我的论文主要从整体的角度，对欧亚草原地区流行的铜鍑做类型学的研究，梳理铜鍑演变的大势和主要脉络。根据铜鍑流行的特点，把它们分为早晚两个大群。早期主要根据耳的变化进行分类，晚期主要根据器物底部特征进行分类。另外对其起源、分布、时代特点以及用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之后陆续又修改、发表了论文的一些部分，另外还撰写、发表了一些新的文章。先生认为我的这些研究还很重要，一直鼓励我结集出版。有的学者曾告诉我，俄罗斯的德米登科也正在研究铜鍑，我一直期待能和他见面。2010年，他到北京学术访问，找到了我，和我交流了研究铜鍑的心得，并惠赠了他新出版的研究铜鍑的专著。他的研究主要关注萨罗马泰和萨尔马泰人使用的铜鍑，比较关注制作技术，正好是我不太熟悉的部分，很有参考价值。2012年，我收到了高浜秀先生寄赠的大作《鍑の研究》，后来林俊雄先生又赠了一本给我。这就是前面所述，草原考古研究会十多年讨论、研究铜鍑的集体成果。仔细翻看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对他们扎实仔细的资料搜集工作深感敬佩，收集的铜鍑材料大大多于以前，应当是当时世界上收集最全的专著。其次是每件样品的相关信息比较细致全面，包括文献的出处以及背后的故事。再次是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深入。面对这样的研究成果，觉得自己和铜鍑有缘，和研究铜鍑的学者也非常有缘。当年我要研究铜鍑的时候，刚好也是这些学者完成了阶段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入门的基础。在我正在为专著冲刺的时候，他们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又及时地放在我的眼前，可以让我更好地参考他们收集的铜鍑资料以及研究成果。

《鍑の研究》一书是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形成的，反映的是各自负责区域内铜鍑的情况，对于铜鍑的分类等问题并不完全统一。他们每个人的分类都有自己的理由，而我的论文是一个人的视角，对铜鍑的分类有一个总体上的考虑，虽然或多或少和日本、俄罗斯学者的相同或者相异，但表述了我个人对铜鍑体系的看法。另外，我的论文里有的研究还比较有特点，其中也有不少个人的创见，其他学者鲜有涉及，因此，这些部分也算是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考虑到这些因素，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应当发表出来，一是对我十多年来关注、研究鍑的总结，算是对导师和自己的一个交代；二是算一个学术中介，可以把世界上一百多年来对鍑的收集和研究反映出来，供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者参考。

关于鍑的研究是个非常大的课题，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在对欧亚草原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就以此纵贯近两千年、横跨两大洲近万公里的一种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想起来还唏嘘于怀，后怕不已！当时的研究显然比较单薄，因为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背景知识。硕士毕业至今的时光里，我基本是以长城地带及新疆考古为基础，填补铜鍑流行时空中的各种相关材料和知识。特别是利用写作《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一书的机会，把另外一个流行时空比铜鍑还广大的动物风格艺术（也称为“野兽纹”“动物纹”）梳理了一遍。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另外一本花费近十年时间的专著《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时，以新疆为核心区域，对比研究了欧亚草原史前近三千年的相关材料。最重要的是，在张良仁教授的帮助下，2012年7月至8月，利用去俄罗斯图瓦、米努辛斯克、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学术考察，2013年又考察了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遗址、墓地和博物馆，亲眼观摩博物馆中收藏的铜鍑，了解铜鍑当年扮演重要角色的地域的风土人情。通过这些考察和研究，现在虽然不敢说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但基本上可以说，欧亚草原的历史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充满了大量材料的立体的画卷了。现在回头看铜鍑，相对而言，就有了一个丰富的Context，认识较十几年前更为深化。也许在本书中没有特别反映出我的这个认识变化，但能非常明显地体会到知识的丰富和认识的升华。

客观地说，由于铜鍑大量为征集品，或者出土时共存的器物不是太多，或者发现时很多现象没有被重视，大量相关信息没有得到收集和记录。另外，欧亚草原的文化仍然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因此，今天对铜鍑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各个区域铜鍑具体是什么时间、如何出现的，受到谁的启发，具体来自哪个区域传播的影响，是人群的迁徙还是器物的传播，是铜鍑实物还是想法和样式的传播，各个区域铜鍑的用途如何，铜鍑不同的装饰有何含义，为什么铜鍑如此钟爱圈足，为什么铜鍑能在如此广阔的时空中流行而器形变化不大等，都是尚待继续研究的棘手问题。相信在已有研究成果、将来新发现和新视角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渐渐能得到合理客观的认识。

最后要特别感谢所有在我研究铜鍑道路上帮助过我的相关机构和人员。

1996年，为了收集资料，同时实地感受流行铜鍑的地区，要到发现铜鍑的一些地区实地考察。那是我的第一次学术之旅，我访问了内蒙古、宁夏和陕西。我虽然来自西南边疆，当第一次踏入呼和浩特的地界时，北方边疆城市的风貌还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内蒙古的考察，我得到了孙危同学的大力帮助，同时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拜见了林干、魏坚、黄雪寅等诸位先生和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在孙危同学的带领下去林干先生家拜访，还有魏坚先生请我这个年轻懵懂的后生到饭馆撮了一顿。这个忘年交一直持续至今，我们现在负责的新疆考古工地（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和奇台县唐朝墩遗址）距离不超过30公里，经常相互走动，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另外就是在内蒙古博物馆发现一件和塔加尔文化铜鍑非常相似的铜鍑，承内蒙古博物馆傅宁先生、苏东女士提供出土地点、尺寸及详细情况。在宁夏的考察得到了李进增、罗丰先生的热情帮助。李进增先生亲自带我参观了西夏陵。在固原博物馆的库房还发现了没有发表的铜鍑。也是在这次考察中，第一次和罗丰先生有了直接的交流，他还邀我去他当时在固原的家里，参观他丰富的藏书。罗丰先生家简直就是小型图书馆，据我所知，有的书当时在中国可能只有一两本。特别值得感谢的是，罗丰先生帮忙题写了本书的书名。在陕西的时候，在钱耀鹏老师的安排下，住在西北大学的招待所，拜见了周伟洲先生。安家瑶老师当时正在西安工作，正要启动大明宫的全面发掘，在她的帮助下，我参观了原生状态下的大明宫遗址。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术之旅，精彩的场景时常浮现在眼前，庆幸自己当时能拜见到那么多可爱可敬的老师们！

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有很多机会在新疆考察，也得到了新疆很多先生的热情帮助。最重要的帮助是祁小山老师把他在新疆各地拍的铜鍑照片给我参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提供了民和县征集的一件铜鍑。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曹玮院长惠贻了他收集的陕北发现的铜鍑信息和图片。潘玲教授赠送了2015年她出版的关于中国北方晚期铜鍑研究的专著，其中又增加了很多新材料，特别是辽宁省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可靠材料，而且对一些铜鍑进行了精确的断代，潘玲出色的研究成果成为本书的重要参考。

本书的线图请吐鲁番学研究院的舍秀红帮助进行重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江玉杰也给予了帮助。北大2011级考古系本科毕业生张璐、中国国家博物馆霍宏伟等很多同志为论文提供了铜鍑的新材料。在论文最后的修改过程中，史砚忻、刘慧、牧金山、王涛在百忙中给予特别的帮助，帮忙录入、整理中外文的文献目录。谨在此表达衷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吴长青、宋佳和余念姿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心血。

时光荏苒，从授命于业师林梅村先生关注铜鍑，到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十六年。铜鍑的研究成了我认识和进入欧亚草原考古的门径，虽然是窄门，但别有洞天，也算是一条捷径，奠定了我工作以后的研究基础。这次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把二十几年来收集的铜鍑资料以及初步的研究以专著的方式构筑起来，达到一个阶段性总结的目标，方便学界进一步地研究这种特别的金属容器。尽管如此，我对鍑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不单是材料的匮乏，特别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非常少，而且我对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认识也有待深入。其实，研究得越深，越会发现更多的未知，期望这本书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算是抛砖引玉，成为大家研究时的一个有用的线索和基础。我想，于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纪念，于师于友，也当是一个菲薄的感激和报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草原之鍑》

作者：郭物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