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陕西省西安市枣园北路道路项目建设过程中，出土了一通由柳公权所书《杨承和神道碑》。碑文内容由唐文宗时期的太子少师王起撰写，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亲笔书写，该碑是考古和书法艺术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发现。碑文内容为研究杨承和家族世系、仕宦经历、监军制度、藩镇管理以及唐蕃战争等历史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碑文书法风格清瘦挺拔，点画排列法度森严，对于研究柳公权的书法乃至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杨承和神道碑》出土地点位于今西安市莲湖区枣园街道，地处枣园北路与立德路十字东南角，西距唐长安城外郭城开远门约3公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出土神道碑的区域开展了系统调查。经调查，石碑出土于一处唐代灰坑（编号H1）之中，H1形制较为规整，平面近长方形，口大底小，底部较平，填土中包含少量唐代残布纹瓦，为一次性堆积。石碑东西向仆倒于H1之中，碑首向西，碑阳朝下。宋代金石学极盛，金石学家遍搜关中地区前代碑刻，并竞相著录，然而《杨承和神道碑》却未见于任何著录之中。从地层堆积和历史记录分析，该碑应在宋代之前即已埋藏于地下，故字迹保存基本完好。

神道碑为青石质，目前仅发现碑首和碑身，未见碑座。该碑形制为螭首长方形，高3.27米，宽1.10米，厚0.35米。碑首呈半圆形，其上六螭相交，螭首对称下垂于两侧，雕刻精美。碑首正面中央圭形边框内，上饰刻海石榴花纹，题刻篆书“唐故开府赠扬州大都督杨公神道之碑”，共4行16字。碑身阴刻楷书，有方形界格，共90行，满行43字，共3350字。

碑文首题：“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左骁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扬州大都督杨公神道碑并序”，表明碑主的职衔。同时，碑文也明确记载了撰文者和书写人的身份，碑载：“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师、兼兵部尚书、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王起撰。”以及“翰林学士、朝议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书。”撰文者王起（760-847），字举之，祖籍太原。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唐文宗时官历集贤学士、兵部尚书、太子少师，因通古博学而受到重用，唐武宗时任宰相。《全唐诗》《全唐文》收录其诗、文、赋、碑铭多篇。

碑主杨承和是唐代中后期显赫一时的大宦官，主要活跃于唐宪宗至文宗时期。《新唐书》未载其传。此次发现的《杨承和神道碑》碑文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碑文不仅详述了杨承和的籍贯、家族世系、卒葬纪年及葬地，还记录了他的仕宦生涯以及在地方藩镇治理中的相关事迹。通过碑文，我们得以窥见杨承和如何在“奉天之乱”后逐渐步入政治核心，唐德宗时期加入内侍省，宪宗时期升至高层职位，穆宗时期担任枢密使长达九年，最终成为核心宦官之一。在元和年间至太和九年（835年）被赐死之前，他多次参与平定剑南、淮西、河北等地的叛乱，以及对抗吐蕃的防御战，颇有功勋。

碑文记载了杨承和的籍贯、家族世系、卒葬纪年及葬地。碑载：“公讳承和，字䫧，弘农华阴人也……曾祖讳裔，隐居不仕。大父讳傑，皇朝特进、行彭王府长史、兼试太府卿、上柱国。烈考讳志忠，皇扈从朝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上柱国。”并且记录了杨承和去世和下葬的情况：“至（太和九年）九月五日谪去驩郡，十月二日次于荆州，薨于公安县，谗胜故也。年五十有六。”“（开成元年）十月十三日，礼葬于京兆府长安县龙首乡先修之塔。”杨承和作为宦官，亦善文工书，西安碑林所藏的《邠国公功德铭》碑即其为宦官同僚梁守谦所撰并书。

碑文还详细记录了杨承和的仕宦生涯以及在地方藩镇治理中的相关事迹，例如他被举荐入仕（“德宗闻名异之，诏召私第，由是入金门”）、说服骄臣于頔入京（“再谕汉南，于公果以族行”）、在剑南担任监军使（“上以公能以德佐军矣，特拜剑南监军使。”）、在淮西助官军平乱（“吴少诚以淮右叛”“拜左神策护军中尉副使。”）、参与平定王承宗与吴元济之乱（“公三出衔命，深入于壁垒之下”）以及在对抗吐蕃时所承担的重要角色（“盐州以城恶来告”“遂委公为使，筑城浚池”）。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杨承和个人的生平事迹，也为我们提供了中晚唐时期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珍贵资料。此外，碑文的记载还解决了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例如，神道碑的记载可以将最早的宣徽供奉官追溯至元和二年（807年）。在镇压刘辟叛乱后，尽管西川节度使由文官担任，但军队人数仍然维持在四万三千人，这一点也通过碑文得到了证实。

尽管尚未找到杨承和的墓葬，但对出土地点的分析和碑刻内容的解读，为探寻杨承和墓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其墓域地面设施和葬具、葬式、墓志铭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若神道碑保持在原始位置未被移动，那么墓葬的位置可能在其北方不远处，墓葬有封土，茔域树立标记，且建有砖塔（“兆域封树”“垒甓成塔”）。夫人琅琊王氏先于杨公去世，同茔异穴（“茔直塔之北”）。碑文明确提及葬式为火化、葬具为石椁（“火焚其躬，寘于石椁”）。墓志铭一合，为杨公亲自所制（“公自制阴铭，议者称其达”）。这些信息为我们进一步确定杨承和墓葬的确切位置和葬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此外，该碑也为研究唐代宦官墓葬的分布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

在此次考古发现中，除神道碑记载的内容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书丹者柳公权，世人多将其与颜真卿之书法以“颜柳”并称，素有“颜筋柳骨”的美誉。《杨承和神道碑》是“柳体”书法成熟期的作品。柳公权的书法艺术以六十岁（开成二年，837年）为分水岭，可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早期阶段，其书法风格主要表现为“集古”，即“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进入后期阶段，柳公权的书法则以典型的“柳体”风格呈现，其作品以“遒媚劲健”和“骨鲠气刚”闻名于世，广受世人赞誉。代表作包括《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等。《杨承和神道碑》的立碑时间是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十九日，但可以推断书丹与刊刻的时间应相距不远。《旧唐书·柳公权传》载：“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充职。”碑文中的“翰林学士朝议大夫行尚书工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柳公权书”表明，柳公权书丹的时间必定是在开成三年之后，且不晚于开成四年四月十九日的立碑日期，当时柳公权大约62岁。因此，《杨承和神道碑》无疑是属于学者们所划分“柳体”书法成熟期的作品。

当细致观察《杨承和神道碑》的结体时，可以明显地发现其外拓圆转之势已趋明显，这种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颜真卿楷书结体的影响，这也是《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的突出特点。同时，《杨承和神道碑》中作为主要笔画的左右竖画，大多写作圆弧外扩的形态。除个别长撇稍显纤细之外，笔画基本匀称而浑厚，透露出刚劲挺拔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现，与《玄秘塔碑》有着相似的意趣与面貌。尽管《杨承和神道碑》（837年）与《玄秘塔碑》（841年）在时间上更为接近，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差异。主要的区别在于，《杨承和神道碑》字略小，风格更趋于清瘦挺拔，点画的排列法度显得更为森严；而《玄秘塔碑》则在骨肉并重的基础上，其结体与点画的安排上显得更为从容和老成，散发出一种浑穆雄强的气息。

《杨承和神道碑》的出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该碑文为进一步探寻杨承和墓葬的确切位置和葬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碑文内容的解读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杨承和个人的生平事迹，包括他的政治生涯、个人品德以及与当时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而且对于探究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生态、藩镇割据的复杂局势，以及柳公权的个人交往史等问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杨承和神道碑》不仅展现了柳公权书法风格面貌，而且对于理解“柳体”的重要地位和典型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和演变环节，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又增添了一座新的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