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文物保护领域似乎很少使用“修复”一词。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物保护领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以及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宪章的引入，“修复”一词开始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被广泛使用。至今，不仅在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各文物类型的保护工程实践中都在使用，有时甚至替代了我们以前常使用的“维修”“修缮”等概念。因此，现在有必要在科学认识“修复”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在工程实践中认真思考为什么修复、凭什么修复和怎么修复的三大问题。

修复（Restore），牛津双解词典解释为“to repair a building,work of art,piece of furniture,etc.so that it looks as good as it did originally”，从释义分析，很明显，修复（Restore）是指要将建筑或艺术品修到看上去和最初完好状态一样。“修复”从中文语境分析有两层意思，一是维修，即使保护对象达到安全、稳定状态；二是复原，即使保护对象恢复到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状态。

首先在引入和使用修复概念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欧洲古迹保护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为代表的“风格式修复”与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为代表的保存派的争论到卡米诺·博依托（Camillo Boito）的“文献式修复”和阿洛依斯·里格尔（Alois Riegl）的价值理论，再到彻萨尔·布兰迪（CesareBrandi）的“修复理论”。欧洲古迹保护理论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构建过程。所以在历史古迹保护领域，秉持何种保存与修复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支撑这种观念的依据是什么，即为什么要这样做。价值理论较好地解决了修复与保存的矛盾，从价值理论角度分析，保存与修复争论的实质是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孰轻孰重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共同存在于文物中，保存与修复是对历史、艺术二元价值的把握，具体采用何种保护方法在于个案中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以下将从重庆张培爵烈士纪念碑修复工程说起，谈谈我们对文物修复工程实践中关于修复三大问题的思考和解析。

修复的意义

张培爵烈士纪念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地处重庆市主城区繁华地区。1944年7月，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修建的“张培爵烈士纪念碑”在重庆炮台街（今重庆市沧白路）竣工落成，以纪念张培爵为建立中华民国立下的功绩。碑体由砂岩和大理岩构筑而成。其上“張烈士培爵紀念碑”八字出自但懋辛之笔，隶书阴刻。八字之上刻有国民党党徽。由于重庆市地处我国酸雨高发地区，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该碑上的“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八字及其雕刻已损失殆尽。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2000年我们承担了张烈士培爵纪念碑的保护修缮项目。首先我们对碑体进行了全面的病害勘察。在制定保护方案时，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该碑主体结构是稳定的，不存在结构加固问题，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碑上雕刻内容的保护，但就当时碑体的保存情况看，雕刻内容已破坏殆尽。我们进行充分研究后认为该碑“张烈士培爵纪念碑”八字及其雕刻是其文物价值，特别是历史价值的重要载体。如果这些内容不复存在，该碑虽然还屹立不倒，但它已基本失去了其作为文物的核心价值，并将逐渐等同于同时期其他普通石砌构筑物。鉴于以上考虑，我们大胆地提出了复原碑上雕刻内容的修复方案。由于当时这样的维修方案还极少，国内尚无先例，所以重庆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该方案进行了充分论证。

我们认为只有当文物本体的损伤和改变已严重影响了其价值体现，仅靠普通的现状加固维修措施无法实现其价值的完整体现时，使用修复措施才有其必要性，这也是其意义之所在。而如果依靠一般现状加固维修措施就可以实现文物价值的完整体现，基于“最小干预”原则，修复措施应该尽量不采用。

修复的依据

当我们提出复原碑上雕刻内容的修复方案时，我们又面临了两个难题：一是由于碑上大部分内容已破坏，我们凭什么去复原；二是由于该类工程当时在国内尚属首例，我们用何材料和工艺去修复它。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各方努力下，重庆市文物局为我们提供了碑体表面完好时的拓片，为我们修复表面雕刻提供了确凿的依据。同时，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德国雷马士（Remmers）公司研制有仿砂岩的修复砂浆和配套的表面增强、防水渗透材料，并在欧洲有类似的工程案例，于是我们经过充分研究，并经专家论证后决定使用该类材料和技术。至此，我们解决了修复依据、技术可行性和可靠性问题。

由于文物是历史的遗存，它从建造至今，必然会留下各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如河南浚县大佛，据文献考证，其始凿于东晋十六国后赵，建成于北齐，而其现状外观所见已多为后世之妆彩。这类情况在大部分古代文物中极为常见。这时如果实施修复措施，就必然要面临“凭什么修复”这一关键问题，首先，我们所面对的文物的现状一定已非建造之初的状态，有因各种原因后世增加和消失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后世增加和消失部分产生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尤其是人为因素，因其可能与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有关而关乎文物的历史价值，故应查找确切的历史依据，查明其增加或消失的真实原因。其次，我们要系统分析和研究增加和消失部分与文物整体价值体现间的关联性，综合判断哪些添加部分是文物价值整体体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哪些添加部分对文物价值整体体现是破坏性的；哪些添加部分对文物价值整体体现影响不大；哪些消失部分对文物价值整体体现是破坏性的；哪些消失部分对文物价值整体体现影响不大。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才能确定具体的修复原则、修复部位和修复后的状态，从而最大可能地保护文物的真实性。

由于文物修复工程的复杂性，当我们确定了文物具体的修复原则和修复部位后，将面对修复技术依据问题。由于修复过程不仅是对文物实体完整性、真实性的修复，更是对文物赋存价值的修复，所以对于文物营造技术和传统工艺的研究也是文物修复工程重要的研究内容和依据；对于大部分修复工程而言，还面临新材料、新技术应用问题，所以必要的室内和小范围的现场试验是必需的。总之，对于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是文物修复工程必要的技术依据。

修复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完成张培爵烈士纪念碑修复工程，我们在完成设计任务的同时，还承担了该项目的施工任务。

由于本项目所用材料和技术是首次在国内应用，为了保证修复质量，我们与修复材料供货方建立了良好的协调和工作机制，供货方派固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现场组织了对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施工人员的培训，并参与了施工全程的指导。同时，为了达到最佳的修复效果，我们在德国进口灰白色砂浆中又添加了一定的碑体表面的砂岩粉末，从而使修复砂浆颜色更接近于碑体砂岩颜色。同时，为了保障本项目达到预期的修复效果，施工过程，我们还多次邀请国内石质文物保护专家考察修复施工现场予以指导，以确保修复质量。

由于文物修复工程技术的复杂性，我们认为该类工程必须采取“设计施工一体化”的工程管理模式。第一，这样能保证研究贯穿保护工程始终；第二，这样能将设计阶段研究成果，顺利地应用到施工中；第三，这样才可能实现在施工中不断优化设计。同时由于修复工程往往涉及多个专业，所以在施工中必须建立完善的合作协调机制，方能保证修复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结语

张烈士培爵纪念碑修复工程2000年结束以后，我们又分别在2010年和2019年对其修复效果进行了跟踪回访。回访结果表明该碑修复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由于该工程当时在国内带有一定的探索性，所以有许多方面还需要总结和思考。首先受当时技术水平限制，我们对原碑体表面处理措施干预力度有点过大，从现在修复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有些部位可以采取注射粘结处理方法，可以不采取重新塑形的方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留碑体表面的原结构、原材料；其次受当时保护理念认识的限制，我们当时虽然应重庆市文物局要求，完成了保护标志和护栏等附属工程内容，但是从目前保存情况看碑体周边的雨后积水对该碑底部长期保存影响较大，应在周边采取必要的排水处理。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一项修复工程都不能置身于环境之外，应考虑环境的综合治理，方能保证修复效果的长期性，特别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石窟寺类文物，不仅要做好防渗排水等综合治理，还应加强修复后的跟踪监测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奉节夔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