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和洪洞县博物馆对永凝堡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96SHYM2出土两件铜盖簋，其一即为“尚父簋”（图1），该簋通高24.3厘米，口径20.3厘米，重6210克，通体以瓦棱纹及窃曲纹为主，簋内盖、腹均有铭文“□尚父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部分学者据此认为该簋的主人即获封杨侯的宣王子“尚父”。从目前各方对该材料的引用或论述来看，对于铭文中出现的“尚父”是否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宣王子杨侯“尚父”尚存在争议之处。此外，作为晋文化影响下的地域遗址，永凝堡出土的尚父簋在造型及纹饰上反映出较为鲜明的晋系青铜器特征，与天马—曲村一带的晋侯墓地遗址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因此，本文从该簋的考古出土情况出发，对尚父簋的形制纹样、鼎簋组合关系以及与古杨国的关系进行梳理。

出土情况

此次发掘是在1980年第一次对永凝堡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对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掘地点位于永凝堡村东100米处，处于1980年发掘地点的东北方向。该墓发掘后曾有《1996年洪洞永凝堡西周墓发掘》一文作了详细的报告，此次发掘6个墓葬，其中M3～M6发掘时已被盗掘一空，仅M1、M2遗留部分文物，包括青铜器、玉器及贝类器物等。

其中，96SHYM2是整个永凝堡遗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墓葬。该墓共出土2件青铜簋、1件青铜鼎、1件铜甗、铜铃以及玉石器、玛瑙器若干，其中尚父簋保存最为完整，另一件青铜簋则缺失簋盖。两簋均出土于棺椁南侧，分列左右，两簋在形制、纹样上重合率极高，可初步断定该墓采用了列鼎列簋制度，由于该墓在发掘前曾遭遇两次盗掘，墓内残留的鼎簋数量已经无法佐证墓葬原有等级。根据发掘报告，该墓葬与同期发掘的96SHYM1在形制及墓葬规格上接近，因此可推断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且96SHYM2应为主君之墓。根据考古发掘及文物追回情况，96SHYM1在1995年被盗前存有2鼎4簋，说明96SHYM2墓内原始状态下应至少为4簋。

随着1980年及1996年永凝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以及附近天马—曲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为遗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尤其是该地与天马—曲村遗址晋文化面貌十分近似，证明两处遗址存在着高度紧密的联系。对比同属晋文化遗址的天马—曲村遗址，根据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对晋侯及夫人墓鼎簋数量的梳理，晋侯墓内普遍随葬4簋或以上，晋侯夫人墓内随葬2簋或4簋，而上述推测的永凝堡96SHYM1、96SHYM2中原始用簋数量与此大致吻合，故可初步推断96SHYM2墓主身份与晋侯等级大致相等。

造型及纹饰

尚父簋整体分为簋盖和簋身两部分，口部结构为子母口。盖为盆形，有捉手；器身为鼓腹，腹部两侧铸兽首状半环耳，兽首饰有螺旋状双角，底为敞口圈足，圈足下由三兽足支撑。该簋造型的整体比例和结构与天马—曲村遗址中M93∶33簋（图2）以及仲爯父簋（图3）等较为接近，属于较为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簋类青铜器造型风格。

“尚父簋”以瓦棱纹、窃曲纹为主要纹饰，呈环带状分布于簋盖及器腹。其中，瓦棱纹主要分布于器身和簋盖中部，簋盖三条，器身五条。窃曲纹主要分布于簋盖口沿处、簋身口沿处以及器底圈足处，呈环带状。窃曲纹发展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且演变出十分丰富的种类，主要分为带状和目形两种基本类型（图4）。带状窃曲纹以器物腹部正中为分界左右对称并呈带状延伸；目形窃曲纹即环带中每一组纹样皆以纹样中间的目状乳丁为核心呈中心对称，如天马—曲村遗址M93∶33簋及仲爯父簋腹部即采用了标准的目形窃曲纹。

尚父簋盖部和腹部的窃曲纹应是以目形窃曲纹为基础样式，在此基础上取消了目形后的纹样类型，该纹样与筍伯大父盨（图5）上的窃曲纹高度相似，而尚父簋仅保留S形窃曲纹的单一样式，几何化特征更加鲜明，在艺术处理上多采用直线造型，仅在转折处略呈圆角，纹饰凸起部位在环带中更加饱满，其内部的凹陷部分保留极少，甚至接近于后世的阴线刻。

相较于上述多件器物，尚父簋的窃曲纹造型相对简化，几何化特征更加明显，在制作工艺上更便于处理。可见自西周晚期，窃曲纹在原有龙纹、蟠螭纹逐渐简化和几何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几何化、平面化发展。而这种简化的窃曲纹搭配瓦棱纹，在丰富装饰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器范的制作难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

尚父簋器身两侧为兽首状耳，耳部整体环臂较为粗壮，横截面偏矩形，在宣王时期普遍流行；兽首双目圆睁，顶部为螺旋状双角。兽首通体采用了大量的曲线，使造型更加生动，线条流畅。耳底部采用象鼻状垂珥，基本形态与天马—曲村遗址M93∶33簋以及仲爯父簋基本一致。

尚父簋器身的造型特征符合西周晚期宣王时期前后三足簋式样，纹样整体平面化、几何化的造型特征尤为明显，反映了西周晚期乃至末期青铜簋装饰造型的演化特征。

铭文“□尚父”与尚父身份

1996年5月，尚父簋出土，其铭文中出现“尚父”二字，其所指代的身份即被普遍认为是宣王之子尚父，即姬姓杨国的初代“杨侯”。铭文首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尚父”身份的认定。目前尚未有确切训释，仅两篇文章涉及该字。其一认为该字尚不可识读，或为“尚父”的私名；其二认为“□尚父”应为同一名称，故其指代与“尚父”是否为同一人尚且需要新的证据予以佐证。

根据吴镇峰《金文人名研究》一文对于金文人名组成方式的总结，尚父簋的“□尚父”铭文中，“尚父”应为单称字“尚”与“父”组合的方式，而首字为行第或氏、国名、爵名的可能性较大，其字义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该字为私名的观点与西周时期金文中人名的规律不符，因此该字并非私名；第二，该字只是对应如行第或国名、氏、爵名等人物身份标记的相关信息，并不影响“尚父”作为人名的指代对象。综合对墓葬的随葬器规模等方面的推断，基本可以确定，铭文中的“□尚父”即是宣王之子，被封为杨侯的尚父。

结语

通过对尚父簋本体造型、纹样、铭文以及墓葬出土情况的梳理，本文认为，该簋带有鲜明的晋系青铜器特征，遗址中同样也反映出与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有着较为接近的文化面貌，在器形、纹样的特征上仍表现出宣王时期的特点，尤其窃曲纹呈现出更加简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晚期青铜器纹样风格发展的趋势。再对比两处遗址中侯一级墓葬的随葬器规模以及器物造型、纹样特征等方面的信息，并结合对铭文中“尚父”所指身份的推断，基本能够断定96SHYM2及尚父簋的主人就是初代杨侯——宣王子尚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