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4日凌晨（北京时间），甘棠箐遗址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在线发表题为《中国西南甘棠箐遗址30万年前的木器》（300,000-year-old wooden tools from Gantangqing,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论文，向国际学术界公布了一项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研究成果。

距今30万年的木器 如何被确定

该论文描述分析了在云南省江川县甘棠箐遗址发掘出土的35件保存完好的年代约为距今30万年的木器，与木器伴生的文化遗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用火遗迹。该遗址成组出现的痕迹清楚、特点鲜明的木器是目前东亚地区最早者，主要功能是对可食性植物根茎的挖掘，可以被称作“挖掘棒”（Digging tool）。同类工具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罕见。遗址出土的石器多为小型刮削器，形态简单，加工痕迹精细，彰显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鲜明特征。骨角器中包括几件用于加工石器的鹿角锤，在考古上被称为“软锤”，同类遗物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也十分罕见。

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坐落于抚仙湖南约5公里的一处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溪西侧的坡地上。该遗址发现于1984年，1989年做过首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及木质材料。2014年至2015年和2018年至2019年两个野外考古季，该遗址被再次发掘，揭露面积64平方米，挖掘深度3.5~7米，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动物化石、木质材料、植物种子和用火遗迹。本次发表的材料全部来自新近两次的考古发掘。

该遗址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木质材料和植物种子，这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罕见。论证其年代的古老性和埋藏条件及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成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地貌、地层和埋藏学的多指标分析，研究团队得出结论：甘棠箐遗址位置与环境特殊，人类活动时期形成的沉积物主要为河湖相堆积，是古抚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积的结果。遗址在饱水、稳定的环境和快速埋藏的条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机质材料。木器等有机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机质的潮湿粘土地层中，缺氧环境造就了木器及其他有机质材料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显示该动物群具有古老性，很多种类不属于现代动物，表明经常用于考古测年的碳十四方法不适合对该遗址的年龄测定。因此，光释光技术（OSL）成为该遗址最重要的测年方法。团队针对不同层位采集了23个沉积物样品进行测年，获得遗址的形成年代范围为距今20万至35万年的结论。此外，研究团队还对文化层中的一颗哺乳动物牙齿进行ESR/U系测年，获得的年龄为约28.8万年，与钾长石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一致。根据ESR和OSL的测年结果，结合地层关系，通过贝叶斯分析为遗址建立了可靠的年龄框架。年代模型显示，含石器与木器的地层年代跨度为36万至30万年与29万至25万年之间，处在深海氧同位素的第9和第8阶段。

甘棠箐遗址出土近千件木质材料，其中35件被鉴定为人工加工的木器。如何确定遗址出土的一些木质材料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为论证这些木器的人工属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团队开展了痕迹分析、残留物分析和实验模拟等专项研究。其中19件标本保留明显的因削枝修型和削尖加工使用端而留下的削刮痕，17件尖端表面存在因使用而产生的磨光条痕和断裂破损迹象。这些痕迹出现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确凿的人类加工与使用的证据。从木器上提取到的一些植物的淀粉粒，进一步证明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茎。

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数十件木器是一项世界级的重要考古发现。甘棠箐木器是目前东亚最早者，不仅填补了国内旧石器时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探讨木器的起源、加工技术、功能、演化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东亚竹木器假说”，认为东亚地区古人类在旧石器时代高度依赖竹木器，那些相对简单的石器的主要功能是制作竹木器，后者承担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任务。但由于植物材料易于降解，考古界苦于无法找到相关证据，该假说一直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甘棠箐成组木器的出土，证明东亚远古人类确实制作和使用过木器（目前尚未发现竹器），木器在先民的生存活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也拓宽了我们对早期木器加工技术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使“东亚竹木器假说”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甘棠箐遗址出土的石器具有东亚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传统特点，但蕴含新的信息，对于重新认识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成因和东亚古人类特定的工具技术水平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该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些标本在刃口处出现细小匀称的修理痕迹，表明工具的制作者具有对石器使用部位细致加工的能力。与石器伴生的用于对石器精细加工的软锤材料是目前东亚最早者，在世界范围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中也难得一见。软锤的发现证明当时东亚的先民在石器技术上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同期人群，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其特长和领先之处。这批石器材料还表明东亚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特点及其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优质原料缺失的制约与影响，也由此催生了对可用石材的精细加工和对木质材料的开发利用，表明东亚古人类在技术、文化和生存策略上与西方古人群有着不同的演化发展路径。

甘棠箐遗址首次提供了古人类运用木质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茎等食物资源的可靠证据，揭示了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环境下的东南亚古人群独特的资源利用策略和适应生存方式。研究首次揭示了古人类对湖岸资源的认知能力与开发策略：通过携带特制木质挖掘棒有计划地前往湖滨地区，针对性地采集地下块茎类植物。该证据链不仅证实植物地下贮藏器官在早期人类食谱中的重要性，更揭示了亚热带环境中工具制造与植物资源开发的协同演化关系。

除此之外，以甘棠箐先民为代表的东亚古人类则更注重对石器刃口的修理，使其具备功能效用，而不很重视器体形态的工整性和规范化，这应该是东亚古人类在面对相对劣质的石器原料时采用的简便务实的应对方式，也体现出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与文化的多样性，揭示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东亚古人类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适应生存策略。

甘棠箐遗址的学术团队由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组成，开展了综合性、多学科、跨平台的合作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建辉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和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理学院李波教授为通讯作者。甘棠箐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得到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旅局、澄江市文旅局、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香港研究资助局等机构的支持。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提供了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