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苕溪流域考古新发现
——浙江吴兴三湾汉代窑址专家论证会召开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罗玲 谢西营

2025年6月28日至29日,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浙江吴兴三湾汉代窑址专家论证会”在湖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北京大学杨哲峰教授、复旦大学沈岳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赵俊杰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建安研究员、山东大学陈章龙副教授、浙大城市学院讲师周雪琪,以及来自湖州市文广旅局、湖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太湖新区旅发局、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等单位的多位专家与当地代表出席此次会议。

浙江吴兴三湾窑址为“三普”登录点。所处地势为天目山余脉向钱塘江北部平原的过渡地带,位于湖州城西西塞山的西部,项目位于进港公路以南、金斗山与横山交界处,东与湖州站直线距离3.6公里,北距西苕溪直线距离1.5公里。整体位于海拔30余米的缓坡两侧,中部有一条自然河流通向西苕溪(图1)。

2024年至2025年,为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面积为1500平方米,揭露出龙窑两条、马蹄形窑四座、废弃物堆积多处,出土了上千件陶瓷器标本。其中Y1为龙窑,位于发掘区域北部,东西向,方向135°,长11.2米,最宽处3.3米,坡度17-21°,整体结构保存完整,由东向西分别为操作间、火膛、窑床和排烟室。排烟室坡面较缓,共发现三个排烟道,为长方形。结合叠压打破关系来看,Y1至少存在三个阶段的烧造历史。发掘过程中未在窑内发现陶片及窑具。Y4为马蹄形窑炉,所在地势较低,建于熟土层内,长196、宽161厘米,窑床呈坡状,窑室呈口小底大的袋状,内壁和底部为一层5-7厘米厚度的烧结面(图2、图3)。

窑址产品种类丰富,目前可辨器类共23种(图4),各类形制又稍有不同。以生活类器物为主,主要有罍、壶、罐、碗等,同时烧造礼器、明器与墓砖。礼器主要为锺,明器有陶俑、陶井、鸡圈、陶灶等。窑具也相当丰富,有双足陶支脚、楔形陶垫、筒型支柱、三足或四足支钉、圆形垫饼等,类型多样,大小不一,组合随意(图5、图6、图7)。支柱上刻划“张”“兒师”等字样,还有简单诗句和各类符号。

综合龙窑形制与出土器型等因素,判定三湾窑址年代应为东汉早中期。

6月28日下午,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副所长李晖研究员、罗汝鹏研究员、李晖达研究员等陪同下,与会专家考察了吴兴三湾窑址考古发掘现场,就龙窑的结构与位置、废弃物堆积层形成的原因与各个窑不同的产品区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前往驻地观摩出土文物。现场负责人罗玲详细介绍了三湾窑址考古发掘成果,与会专家对出土器物类型、施釉方式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图8)。

6月29日上午,专家论证会在湖州召开(图9)。论证会共分为项目汇报、专家研讨和学术总结三个环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室主任谢西营研究员主持会议。他表示三湾窑址是配合基建考古发掘项目,该项目荣获“2024年浙江十大考古发现”,在浙江青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前存在研究和保护的紧迫性问题。

项目负责人罗玲做专题汇报。汇报首先就发掘区域周边地貌和近期周边窑址调查的成果进行阐述,并介绍了近期调查发现的多处窑址(图10)。然后对现存的窑炉遗迹和重要堆积进行汇报,窑址内西部龙窑未存,但从堆积可区分为三个区域,且每条窑烧造的产品和所用窑具略有不同,体现了此窑址内明确的生产分工,窑址内西部堆积主要为碗、盘、盏灯等日用小件,此外还有陶俑和陶灶、井、圈等明器。东部堆积主要为锺此类礼器,还有弦纹罐、壶等。马蹄形窑炉则主要以烧制低温釉陶为主。此外,针对窑址北部1公里处的2024年发掘的西塞山汉代墓群和2023年发掘的浙江安吉青龙村汉代土墩墓群内出土的器物进行科技对比,西塞山墓群内同时期出土的器物和墓砖均为此窑址的产品,安吉青龙村墓群内同时期出土的器物部分为此窑址生产的器物。东部为窑址内的山前平地作坊区和通向西苕溪的河流,目前还未发掘,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接下来,考古队会继续扎实田野工作,提升田野考古、记录的质量,对西苕溪流域的窑址和遗址进行全面摸排,从大遗址考古历史行政区域深化三湾窑址的考古学研究,最终推动“浙江青瓷”的升华。

专家论证环节,杨哲峰从“釉”切入,指出三湾窑址低温釉的烧造在南方各窑址中是首次发现,具有颠覆“南方烧制高温釉器”传统观念的重要意义。低温铅釉与高温钙釉器在一窑场同烧,“张”姓和“兒”姓窑具的发现,皆说明了同一窑场内产品的不同侧重,体现了窑场具有分工与合作的机制。三湾窑址的发现,是南方汉代窑址在技术方面的新材料,特别是器物上的釉线,说明了窑场施釉技术的差异,今后的工作中,要注意避免窑业单线条进化论的思维,应用好窑业考古的理论,构建好西苕溪流域陶瓷产业的概况,梳理好浙江窑业的格局,弄清窑址间的区域差异、区域转移、起始年代以及南北方窑址相互借鉴等相关问题,做好“成熟瓷器是如何走向成熟的”探索。最后,再次肯定了三湾窑址在陶瓷考古史上的重要作用。

王光尧首先对三湾窑址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考古工作的规范性与现有研究成果的重要性,随后从窑炉和釉两个方面对将来的发掘与研究提出建议。他认为同一窑场发现两种类型的窑炉和使用两种较大成分差异的釉料打破了多年以来对浙江地区窑址的常规认识,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需要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从实际的田野资料出发,重新思考浙江地区汉代窑址的组织形式,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弄清两大关键性问题:首先是针对龙窑和马蹄窑两种窑炉同时存在的情况,弄清二者的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以及与窑场内“张”姓、“兒”姓两大窑工的具体联系,从“窑场布局”和“技术来源”两个关键点出发,揭露清楚窑场有关“私有制”和“商业化”的遗迹现象。其次针对低温铅釉与高温钙釉同时烧造的现象,有针对性地寻找其分别属于某一窑炉所烧造的证据,探讨铅釉技术“外来”或“南下”的问题,研究浙江“三交(秦、楚、越)地区”特色的“汉文化”。

刘瑞围绕长江以南最大规模汉代窑址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展开讨论,强调了该窑址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多方面建议。此窑址规模大,是目前长江以南(含云南、贵州、湖南等多地)发现的汉代最大规模窑址,内涵丰富,窑厂有分工,同一陶窑生产具多元化特点,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中地位关键,学术价值重大。从保护与发展来看,首先,三湾窑址当前仅是“三普”登录点,建议尽快升为省保单位,之后申报第九批国保单位。其次,遗址范围需进一步确定,要求原地保护,调整建设规划,遵循 “先考古后出让” 原则。考古队在施工区发掘时,应跳出范围做大范围调查,确定准确范围,避免建设与考古冲突。再者,遗址发掘成果丰富,应尽快整理发表阶段性简报和分区考古报告,还可尝试出版图录,以扩大传播、加强宣传。最后,建议将配合基建发掘转为主动发掘,以获更多成果,同时从长远考虑,改善考古队工作、生活和整理条件,可与地方合作建基地,方便就近发掘整理。

沈岳明表示,从考古发现来看,高温釉陶产品在浙江分布较多,北方从陕西到山东也有类似产品,且与本地产品十分相近。此次在研讨地发现了低温釉陶产品,其工艺与高温釉陶完全不同,推测可能是外来技术,这一发现为研究当时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区域内的几条窑炉存在时代变化,可通过地层叠压关系梳理其演变过程。此次发现的窑炉反映出当时的窑业生产模式,如一家一户自建、几家合股经营或农闲时作为副业生产等,可能与家族传承和专业化生产有关。与去年西塞山墓群的随葬品对比,实现了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对应,有助于了解产品的流向和用途。建议扩大发掘范围,深入研究区域内不同窑炉的变化、装饰工艺以及器型向成熟青瓷的演变过程。

赵俊杰提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年代框架的精细化问题,目前窑址断代因缺乏直接纪年证据无法确定具体年代,建议根据地层关系,结合德清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进行对比确定年代。此外,西苕溪-东苕溪-曹娥江沿岸分布大量窑址,这些窑址之间的技术传播路径有待进一步验证,德清地区和三湾窑址的技术是同时发展还是具有传播关系,技术的传播是阶梯渐进还是快速扩散,这些问题需通过区域器物类型学比对建立更精确的年代刻度。综上,三湾窑址作为汉代制陶技术“深化阶段”的关键节点,其价值发掘需依托地层分期细化、多学科协作及跨区域比较研究,以实证其生产体系、技术特征与社会经济背景。

刘建安针对成熟青瓷的起源问题,主张“从近处溯源,向近期聚焦”。近年,武义、上虞等地发现的东汉青瓷窑址表明,青瓷起源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在专业化生产体系中,通过南北方工艺交融与集群化生产创新逐步演化形成的必然产物。为此建议启动省级专项课题,整合全省窑址考古资料,重点聚焦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的关键过渡期,构建青瓷起源的实证链。

周雪琪系统梳理了三湾窑址当前的分析检测工作进展,并据此规划了未来的研究重点。一是证明了三湾窑址器物原料主要来源于就地取土。二是对三湾窑址和周围墓葬群出土器物成分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探寻墓葬消费和窑址生产之间的联系。未来会对三湾窑址产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利用大型高精准度设备进行主微量元素的检测,同时对铅釉作铅同位素分析,期望通过对窑址出土的常规产品、铅釉产品以及墓葬出土产品的系统分析,还原三湾窑址陶瓷制作配方和工艺,探索其产品的流通范围与销售网络,最终构建起对窑址生产活动与周边墓葬群之间关系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除此之外,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分析对象延伸至外省出土的同类型陶瓷产品。通过跨区域的对比检测,厘清不同窑址产品在原料、工艺上的异同,探索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技术交流、文化传播或市场竞争等联系,从而将三湾窑址置于更广阔的陶瓷手工业发展图景中进行研究。

陈章龙认为,该窑址的重要性在于其两种窑炉形式共存、多种产品共生的核心特征,为研究古代窑业技术提供了新的理论,应将其纳入东汉时期社会大背景,关注其在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可能存在的早期文化层关联。

专家发言结束后,湖州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的基建办公室负责人陈依亮先生在会议中介绍,学校作为与湖州市政府签订“拎包入住”协议的校地合作科研机构,园区由湖州政府建设,占地约510亩、建筑面积20余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一期已启动,窑址位于二期学生宿舍地块。园区中部打算作为核心景观轴线的水系景观带,计划将窑址与水系结合设计,以融合文物保护与校园景观功能。

方向明首先肯定了三湾考古队的辛勤付出,肯定其从墓葬群、消费地追溯至窑址生产地的成果及团队凝聚力。他提出“基建考古是基层考古所发展的基础与最大推动力”,能解决我们之前想不到的问题。关于三湾窑址保护与研究,按要求“三普”点、“四普”点都应保尽保,前提是要明确范围和大致年代,其中范围最为关键。建议与建设方、施工方沟通界定范围以确保学校利益。要求三湾窑址未来研究要拓展至系统考察西苕溪流域,全面考察。

最后,李晖达代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总结发言。他表示,首先,与会专家们对此项考古工作达成共识,充分认可了三湾窑址的发现对于浙江的陶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突破性价值和重大意义;其次,专家们针对窑炉结构、双窑并存现象的解读,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两汉龙窑技术的演变指明了方向;第三,针对产品和产业结构的探索,将是未来深入拓展的重要内容,高温釉陶与低温釉陶的产业链共存关系的背后,是人群迁移的隐性关系,从北方传入的低温铅釉技术,对本地的高温钙釉陶的烧造和生产的影响作用不可小视;第四,进一步提升田野工作水平,细化遗迹现象的辨识,将是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第五,后续应结合四普工作,积极推动提升三湾窑址的文物保护级别,为进一步的保护与展示利用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执笔:罗玲 谢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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