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编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中国文物报

Labubu“撞脸”文物启示文创新思路



易艳刚在2025年6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认为:当下,各地都在费尽心思讲述地方文化故事、文旅故事,其实,与其仓促炮制粗陋“雷人”之物,不如沉心静气,细细品鉴时光长河中的文物珍宝,从中探寻古今交融的崭新路径。尤其随着3D打印、AR技术等日渐普及以及各类新材料不断涌现,文创设计与智造也有了更多可能性。一些地方政府不妨与本地博物馆、艺术馆等“联名”,共谱文化传承新章。我们乐见地方潮玩企业推出的创意产品,与传统文化“撞脸”甚至“撞个满怀”。这种跨越时空、脑洞大开的碰撞,正是当前很多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当意外“撞脸”变成有意识地“联袂”,当文化意味浓厚的跨界“联名”蔚然成风,当历史审美悄然融入现代叙事,或可催生更多Labubu那样的爆款IP,将中国文化故事讲得更生动。



AI时代更需田野调查的人文意蕴



陈思宇、田明孝在2025年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田野调查似乎没有高深莫测的技术与法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看似容易入门,网络虚拟田野等也没有值得“炫技”之处,而这正是田野调查的朴实可贵之处:只要全心投入,就一定满载而归!唯有“深描”才是人类学家孜孜以求的事业(格尔茨语)。这里的“深描”可能就是田野调查不可替代的“关键技术”所在:我们必须身体力行“沉下去”,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描述当地人的所思所想,追寻其中隐含的各类符号意义。费孝通先生晚年用“将心比心”来概括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要旨与真意,社会学家周飞舟也强调田野调查以“贴近”而“平等”的实践给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心态感通创造了条件。对于研究者来说,田野调查在技术上的无可置换正在于把自己“沉下去”的“感同身受”,只有获得第一手的粗粝而真实的实践经验,才能达成对社会事实的深度挖掘,产生数字分析难以带来的经验想象力。



加强对纪念性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杨清望、陶华强在《东南文化》2025年第2期撰文《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认为:纪念性文化遗产是能够为相关主体提供“纪念”价值的特殊类型文化遗产,加强对其法律保护是完善我国文化遗产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不仅是维系、修复和强化共同体记忆以及传承人类文明的客观需要,更是建构文化身份、促进文化身份认同及保证文化认同再生产的必然指向。然而,既有法律规定无法为纪念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充分依据。因此,应将保护和利用并重、系统保护和统一监管、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一体保护、公众参与作为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纪念”价值的立法表达、保护主体的权力责任利益、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协同保护等制度体系的规范导向,构建调查记录和信息公开、分类登记和监测预警、权益补偿和激励保障以及损害评估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推动纪念性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



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



张弛在《文物》2025年第4期撰文《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认为: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第一批复杂社会中目前能够确认的最大规模聚落。这个聚落有内、外两重环壕,外环壕围合面积140万平方米,持续使用600年以上。规划和组织营建这种大体量的建设工程,显然需要有成熟的景观设计知识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作为支撑。凌家滩聚落内环壕北门外岗地上东为“祭坛”墓地,西为祭祀区。墓地可分为西北、北、南三区,不同墓区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器物相差悬殊,其中南墓区最南边的两排墓葬年代最早,居中的4座大型墓葬,随葬了整个墓地中数量最多的器物,下葬年代最接近“祭坛”墓地和内环壕聚落的兴建时间,墓主显然拥有社群中最高的威望,应当就是凌家滩聚落的规划和组织营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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