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一书，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丰富的考古实证、文献记载和专家研究成果，细梳我国战车战马的起源、发展、兴衰。再分别阐述战车的结构、战车战马装备及在战争中的运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全书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既呈现冷兵器时代战争形态的演变轨迹，亦透过车马文化折射文明进程中的军事逻辑与礼制内核，为读者开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双重探索，同时也提供了文化和战争的反思。

《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政治哲学，表明战车与战马作为军事技术与礼制文明的复合载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发展轨迹也深刻映照着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逻辑。战车战马始终作为文明演进的物质见证，承载着军事技术、礼制规范与社会结构的多重信息。

我国古代战车战马的发展，从商周的兴起，到战国的鼎盛，再到秦汉的转型，最后至隋唐的成熟，明清的没落，书中对每一阶段介绍详略得当，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战车战马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同时，通过战车战马的发展，重构古代军事装备的技术演变、社会环境对战车战马的影响。本书借助文物与文献，探寻一段文明演进的车辙马迹，让抽象的历史变得立体而鲜活生动。

战马与战车的起源

本书首先通过史前遗址中的考古发现揭示野马驯化的文明进程。从考古资料来看，人类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开始驯服马匹，我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可能有最早驯化的马。商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突然大量出现，从兼有家养、食用功能逐步演变为驾车骑乘的对象。如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老牛坡等商代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大量用于殉葬和祭祀的马坑和车马坑。同时，与马有关的文字、玉器和青铜器文明也开始出现，亦标志着马文化的初步形成。

对于战车的起源，书中通过例举史实资料介绍了从苏美尔文明中的板轮车到轮辐马车的出现，轮辐式马拉战车的传播，再到马拉战车在中国出现的发展历程。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最早的车已经十分完备。从考古发现看，商代出现的轮辐式马拉战车有可能通过草原传入。尽管中国造车起源的具体节点仍需考古学新发现的佐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马车一经发明便成了我国古代战争和礼仪活动中的重要装备。同时，商周时期战车的技术水平以及独辕马车作战体系化运用，已形成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技术优势，尤以春秋时期“千乘之国”的战争规模达到历史峰值。

“祀”与“戎”：双重属性下的车马文明

商代，战车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车” 与 “衣、甲、弓”并列作为军事装备体系的核心构成。安阳小屯的车马坑出土了第一辆商代战车。对于我国早期的战车，书中还比较了中西马车系驾方式、早期战车结构细节，并具体介绍了商代早期用车的考古发现、无辐车轮和造车工具以及商周时期马器特点及战车各部分的结构。

从夏商之际到商朝覆灭的牧野之战，战车都是战场上的重要军事装备。书中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与车同葬的器物，加之文献佐证，详细介绍了车战中人员构成、车战的指挥系统、车战的兵器组合、车战的防护装备及车战特点等，揭示出战车在冷兵器时代初期的决定性作用。

西周时期，马车除在战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在古代祭祀、礼仪活动中发挥着功能，并成为身份地位的物化象征。不同等级墓葬的车马坑的位置、规模，车马器组合均遵循严格礼制。《周礼·春官·巾车》记载的“王之五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车马仪仗帛画》等均揭示车马在祭祀、礼仪等活动中的礼制象征功能。这种“寓礼于车”的传统，使车马成为维系宗法制度的物质载体。

“千乘之国”到“甲骑具装”

春秋战国时期，“千乘之国”的出现将车战推向顶峰，战车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由此可见战车的重要地位。此时车型进一步分化并逐渐专业化，出现了轻车、巢车、车屯车、广车、戎路等。此外，车马坑的设置、随葬车马器的组合，在各个诸侯国中也出现了差异。与此同时，青铜兵器和防御装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秦代战车在继承战国形制的基础上，出现明显的战术调整。书中介绍了秦始皇帝陵军阵中各军阵排列、人员功能、铠甲类型、战车结构等。而草原骑战的传入动摇了车战的统治地位。秦汉以降，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展现了战车作为军阵核心的最后荣光，而汉武帝引进大宛汗血马、大兴马政，则为骑兵崛起奠定物质基础。杨家湾汉墓骑兵军阵、霍去病墓石雕等文物，见证了骑兵从辅助力量到战场主力的转变。

马具与甲骑具装正是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同步完善的，使单个骑兵的攻击力和防护力达到了极致。马具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曾侯乙墓曾出土过马用皮甲，尚属战车附属装备。汉代，骑兵装备逐渐发展，马具的雏形出现‌。东汉至三国时期，马具逐渐普及，但多为皮质，且数量较少，属于马具的早期形态‌。至东汉末年，马铠开始普及，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马铠。到十六国和南北朝这一时期，马具成为军队中较普遍的装备。隋代以后是马具发展成熟期。上马扣和高桥鞍、马镫的发明为中原骑马之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辽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被发现到冯素弗墓马镫的初步成熟，标志着骑马用马具的完备，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外，书中还通过大量考古发现介绍了鲜卑等周边民族对马具的改进。

在人用护具方面，南北朝时期的两当铠取代了西晋时期的袖铠，人和马都披甲的重装骑兵装备具装铠也随之大量投入使用。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了我国第一副甲骑具装。甲骑具装从十六国时期至隋流行了300多年。魏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在长期吸取中原文化和域外技术的基础上，在军事技术上有了新的创造。河南邓州南朝彩色画像砖上的图像，马具结构完备，细节刻画清晰，可以看作这一时期具装铠的典型标本。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中的具装马，其马身甲边缘装饰联珠纹，明显受到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工艺的影响，反映游牧文化与中原技术的交融。此外，书中列举的考古材料可以清晰看出马具和人用护具的发展变化。

从“金鞍细软弱马蹄”到“兵气销为日月光”

隋唐时期，骑战真正走向成熟，其标志是长矛大刀替代戟剑和轻装骑兵的出现。而甲骑具装逐渐从战场主力退化为仪仗用器。

唐代的马，不仅用于作战，马球、舞马等娱乐活动还将马文化融入世俗生活。盛唐，骑马之风盛行，马更成为现实等级身份的象征。三花马、五花马的装饰艺术（如寄生、云珠）的发展，亦反映马具从实用向审美的延伸。

唐代骑兵兴起并对周边产生影响。昭陵六骏、乾陵翼马等大型雕塑，以及出土的各种陶马俑都是此时马文化的生动写照，亦彰显盛唐气象和文化融合之特色。

此时，马车虽退出战场，却在礼仪场合更加强调了其象征意义，车型亦向世俗化拓展。

北宋以降，马具装从铁质转为皮质，折射军事技术重心的转移；明清火药兵器的普及，则使战车战马最终退出战争舞台。

本书通过考古发掘的微观研究，构建起中国古代军事文明演进的宏观图景。从殷墟车马坑的殉葬制度到唐代三彩马的艺术表达，再到战车战马退出战争的主舞台，战车战马的演变轨迹始终与技术革新、礼制建构和战争形态的变迁相关。回望历史，我们见证了战车战马在一个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同时也感受到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对此，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战争形式虽变，但其政治本质未改，技术进步需以和平利用为归依。从车马到现代武器，人类文明的真正强盛，始终源于对和平的珍视与智慧的追求。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与战马》

作者：郭物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