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襄阳城墙出现墙体鼓胀、垮塌等险情。虽已及时开展抢险修缮,但因城墙体量庞大、隐患隐蔽,预防性保护难度较大。本研究通过实地勘察、文献梳理和科学检测等方法,系统调查了城墙的历史沿革、建筑形制及病害特征,旨在全面掌握其保存状况,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该研究指导,完成《襄阳城墙西门至夫人城段保护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和《襄阳城墙襄阳公园后门段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对襄阳城墙后续的保护工作也起到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襄阳城墙的历史沿革
襄阳城的兴起依赖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汉水过谷城后转为近东西向奔流,至襄阳城东触大洪山余脉山地折转南下,将南襄盆地与襄宜平原南北分开。文献表明,襄阳县于西汉后期设置于楚北津(戍),治于襄水之阳而得名。
襄阳原为县制,东汉末年王睿作为荆州刺史时改郡制,后刘表将荆州首府由江陵迁至襄阳。
刘表将荆州治所迁襄阳后,于城东另筑州城,并将原县城称为垒城。刘宋时,竟陵王刘诞于城外加筑罗城,襄州刺史张邵于城外筑长围,襄阳城始有外城。南朝末至唐前期,襄阳城再次东迁,唐诗谓其时的城垣周长九里,乾道七年始于城门外建瓮城,襄阳城在西汉筑城时为土城,宋时将土城改筑为砖城,始以青砖包裹城垣,并将单一直进直出式城门改为屯兵式的瓮城门。
明初,湖广行省平章邓愈在毁于元末的襄阳城旧址上进行重建,将城墙东南两面外扩约400米,同时将城墙向东扩建,城垣周长增至12里,垣墙减至“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东南西三面开凿宽近百米的城濠。
城墙的营造与格局
襄阳城居于汉水中游之南岸,其城三面临水,一面接山,是十分理想的城市环境基址。《读史方舆纪要》载:“檀溪界其西,岘首亘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
襄阳城墙平面略呈矩形,因其临江而建,且经过不断迁移与改造,造就了其独特且合理的平面格局。城池的纵横主轴线和城门并不处于城墙的中心位置,究其原因是明初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导致的。
明《天顺襄阳郡志》记载:“……通周迴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计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按明清营造尺寸,一丈约合3.2米,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约为7077.44米。
依据考古勘探资料分析与文献记载比对,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构建襄阳城墙的实景三维模型。城墙东西两面分别长约2.2公里、1.6公里,南北两面分别长约1.4公里、2.0公里,周长约7.2公里,围合面积约2.5平方公里,与文献记载的数据近乎一致。由此基本可以确定,今襄阳城墙延续了明清襄阳城墙的基本格局。
我们按区段对特征明显墙体的断面尺寸、墙面坡度、相对标高等尺寸信息进行了测量记录以作比较,各项数值总结如下:
外墙和内墙均为砖墙的区段。游路宽度介于1.7米至12.3米之间,均值为7米;外墙高度介于4.1米至10.7米之间,均值为7.4米;内墙高度介于2.7米至10.9米之间,均值为米;外墙坡度介于74°至89°之间,均值为81.5°;内墙坡度介于76°至86°之间,均值为81°。
外墙为砖墙,内墙为夯土的区段。游路宽度介于1.6米至16.1米之间,均值为8.85米;外墙高度介于3.8米至14.5米之间,均值为9.15米;内墙高度介于1.8米至12.2米之间,均值为7米;外墙坡度介于74°至86°之间,均值为80°;内墙土坡坡度仅小北门东侧土坡坡度较大,接近90°,其他区域介于17°至59°之间,均值为38°。
墙体结构特征
襄阳城墙为夯土包砖墙,采用分层夯筑法建造而成。截面特征为:墙芯由灰土夯筑而成,外墙以青砖包砌,内墙则分为砖墙和土墙两种,据此可分为“夯土单面包砖”和“夯土双面包砖”。城墙顶部铺墁青砖地面,外墙上有雉堞。
夯土采用掺了白灰的细粒径土(主要为细砂和黏土)逐层夯筑,多为400米一层,夯土间以碎砖瓦作为骨料。青砖外墙主要由面层砖和背里砖组成。面层砖多选用大块城砖,丁顺砌筑、白灰缝,墙面收分至拔檐;背里砖以白灰浆坐浆卧砌,上部较下部略宽,与夯土叠压。面层砖与背里砖咬搓搭接,形成整体。整个砖墙厚度或能达1200米左右,其趴于厚约3至5米的夯土墙芯上,形成稳定的自重墙。
根据历年来的工程档案资料及现场勘察研究,现状襄阳城墙的砖墙与夯土墙结构形式存在以下三种:
包砌墙体。以2层厚城砖贴砌老墙面,以砂浆粘接。包砌砖墙较薄,新旧墙体搭接不密实,部分老墙残缺的部位或以碎砖堆砌或以毛石垒砌,同步修补的夯土层也存在用料随意、夯实不严等情况。
新建墙体。旧墙砖缺失严重的墙体在后期完全以新墙砖补砌,大多未按面层砖和背里砖样式恢复,而是采用单一尺寸的青砖收分砌筑成型,墙体厚度不一。
原始墙体。遗存的明清城墙墙体,虽然局部少量存在材料修补和更换,但主体结构特征和形制做法没有改变。
通过研究墙体构造,我们发现部分墙体在逐年修缮或整治的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不当修缮和改造导致的。如襄阳城墙西门至夫人城段部分城墙段改造为“外墙内室”的构造,与原始“外包砖、内夯土”的砌筑方式有所不同。此外,部分早期经过重砌的墙体,采用了砖石填充、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方式维持结构。
同时,通过现场的测量和研究不仅发现了材料变化、砌筑杂乱等问题,也通过构建三维模型、观察墙体倾斜度等方式判断该段城墙主要的病害问题包括:墙体开裂、墙面鼓胀、砖件风化、生物病害。
通过分析城墙具体问题,我们能系统地给出相关设计措施,其中包括:剔补受损较为严重的青砖、更换受损严重的青砖、统一砖件规格,拆除重砌墙体鼓胀松散严重的部位,对裂缝进行灌浆加固等多个角度的修缮措施。
根据该分析可以看出,襄阳城墙的保护是以前期研究和勘察为前提和基础,在不断探索中不断理清设计思路和方法的过程。
襄阳城墙真实性定性及定量分析
襄阳城墙在落成的几百年间虽屡遭天灾和战火,但城墙墙体基本保持完整。后因城市建设等活动,襄阳城墙部分墙体损毁缺失,城墙不再连贯完整,局部墙段又经过多次修缮甚至复建,真实性及完整性受损。
根据勘察分析,我们依据襄阳城墙的保存现状情况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地上部分基本完全缺失的城墙、经过复建的城墙、原始城墙。
完全缺失的城墙,具体位置及量化数据如下:东门及瓮城(城门缺口36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13米);南门及瓮城(城门缺口185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43米);西门及瓮城(城门缺口50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56米);小北门瓮城(瓮城外轮廓长度约100米);长门以南的城墙(长约500米);铁路桥下的城墙(长约56米)。
复建的城墙,具体位置及量化数据如下:异位复建墙体:南门两侧城墙(长约455米)。原位复建墙体:西门南侧城墙及昭明小学段城墙(长约266米)。
城墙总长按全景三维模型测量的7200米计,缺失城墙为1339米,复建城墙为721米,则原始城墙为5140米。明清城墙占比约为71.39%,缺失城墙占比为18.60%,复建城墙占比为10.01%。
研究证实,明清襄阳城墙主体结构仍保持明初“包砖筑城”工艺传统,同时识别出近现代修缮形成的新构造特征,呈现明显的时代层积现象。研究发现,墙体内部材料性能梯度变化与历史修缮层叠加密切相关,不同区段材料性能差异及环境因素显著影响墙体劣化程度。建议建立重点区段动态监测体系,将评估结果转化为保护措施。
(作者单位: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
襄阳城墙山水形势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墙截面类型对比图(至上而下分别为:包砌墙体、新建 墙体、原始墙体)(图片来源: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