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西部地区的骆驼墩文化遗址中，发现一类造型别具一格又极具地方特色的陶器盖，由羊角形盖钮、圆形盖盘及锥形突三部分组成。本文将其命名为羊角形陶器盖（以下简称羊角器盖）。以往羊角器盖虽偶有报道，但出土数量较少，且形制较为单一，缺乏专文探究。近年来，随着江苏地区宜兴西溪、溧阳秦堂山和东滩头等遗址考古工作的推进，不同形制的羊角器盖相继出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文依托最新的考古发现，从出土情况、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功用和造型溯源等多个维度展开剖析，旨在通过特定器物的细致探讨深入透视骆驼墩文化面貌，进而助力马家浜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考古发现及出土情况
目前羊角器盖仅出现在骆驼墩文化遗存中，据笔者统计有7处遗址共发现羊角器盖总数量不下64件。分别是三星村遗址、祁头山遗址、西溪遗址、骆驼墩遗址、神墩遗址、秦堂山遗址和东滩头遗址，从地理分布状况来看，此类羊角器盖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于太湖西部的宜溧山地一带，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
羊角器盖最早见诸《江苏宜兴市骆驼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一文中。在南京博物院的内部资料中可见，三星村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出土了六件羊角器盖。其中1件出自灰坑，另外5件出自地层（图一，1-2）。因骆驼墩遗址和三星村遗址未见详细报告，具体数量和占比不明。祁头山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仅在地层中发现1件陶器盖，即羊角器盖。西溪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发现羊角器盖1件，出土于灰坑内（图一，3）。神墩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共出土陶器盖43件，羊角器盖19件，皆残。其中2件出土于墓葬内，5件出土于灰坑内，12件出土于地层中。M76:3，出土位置在幼年脚部，同出器物有鼎和罐。M187:1，出土位置在成年女性头部，同出器物有鼎和陶网坠。H41出土3件羊角器盖，同出器物有鼎、盉、罐、纺轮、豆和鋬手等。秦堂山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出土陶器盖25件，羊角器盖12件，其中1件出自墓葬，3件出自灰坑，8件出自地层（图一，4-6）。M144:11，出土于18-22岁的男性脚部，同出器物有玉玦、鼎、罐、石锛、鹿角靴形器等。东滩头遗址马家浜时期遗存出土陶器盖共54件，其中羊角器盖24件，2件出自房址，22件出自地层。F23:5，同出器物有陶釜、陶球、石锛、石斧等（图一，7-9）。对羊角器盖的出土数量和单位进行分类统计，除三星村遗址所见6件和骆驼墩遗址公布的1件（出土单位不明）不计算入内，其他5个遗址羊角器盖共计57件，仅3件出自墓葬，54件出自生活类遗存。
形制特征及制作工艺
羊角器盖结构自上而下可分为三部分：上部羊角形盖钮穿孔或有或无，对角里侧两端或连接处有泥突；盖盘多为轮形，或平直或微弧；锥状突多呈锥形、少量圆钝，有长有短。依据器盖的整体形态不同可分为五型。
A型：螺旋形对角。依据盖钮有无穿孔可分为两亚型。
Aa型：盖钮有穿孔。又可根据泥突的位置与数量分为三种。一种是对角里侧两端各有两个并排泥突。如东滩头遗址T3623⑤：5，夹蚌褐陶。造型规整，盖盘平直。轮径6.3、残高8.7厘米（图二，1）。一种是对角连接处有一泥突，如东滩头遗址F23:5，泥质褐陶。轮径5.4、残高5.2厘米（图二，2）；还有一种是对角连接处有两个并排泥突，如东滩头遗址T2722⑨：2，泥质褐陶。残轮径3.6、残高6.9厘米（图二，3）。Ab型：盖钮无穿孔。如东滩头遗址T3723⑥：4，泥质褐陶。对角里侧两端各有两个并排泥突。轮径5.2、残高5.7厘米（图二，4）。
B型：对角略弧垂。数量较多。如神墩遗址T1034⑤：5（图二，5）；秦堂山遗址H49：1，泥质红陶。轮径5.2、残高6.8厘米（图二，6）。
C型：对角直垂，似倒“山”字形。盖钮一侧和突残。均为夹蚌褐陶。标本东滩头遗址T3421⑨：8，轮径5、残高4.4厘米（图二，7）。秦堂山遗址T7⑭：7，轮径5.6、残高4.2厘米（图二，8）。
D型：盖钮对角近直角，无泥突和穿孔。标本神墩遗址H54：1（图二，9）。
E型：对角短小上翘。如神墩遗址M187：1（图二，10）；T1232等④：3（图二，11）。
七个遗址出土的羊角器盖大小相近，在形制上有所区别，如Aa型盖钮仅见于东滩头遗址，其他遗址未见；Ab型见于三星村和东滩头遗址；C型仅见于秦堂山遗址和东滩头遗址，其他遗址不见；D型短角上翘的盖钮也仅在神墩遗址发现；B型羊角器盖数量最多，应用最广泛，见于三星村、骆驼墩、祁头山、神墩、秦堂山和东滩头遗址。
从陶器制作工艺观察，羊角器盖采用分段制作、捏合成形工艺。为防止开裂，还会在陶泥中加入谷壳或蚌壳等。以泥条盘筑法为基础，结合慢轮修整实现器盖主体的对称造型。羊角形凸起部分多采用捏塑贴附技法，配合钻孔技术。用骨匕等工具修整，形成均匀的盖盘宽沿结构，通过捏合修整将预制角状部件、锥形突部件与盖盘粘合，通过陶拍等工具拍打消除接缝并塑造规整弧面。
功用推断
羊角器盖具体形制表现为羊角形盖钮，中间为一轮形盖盘，下部为一锥形突出。盖盘轮径在3.3~7.5厘米之间不等，残高1.5~8.4厘米。多出土于地层中，墓葬少见。同出器物组合不定，也较少发现和羊角器盖尺寸吻合的口径。笔者在同一遗址中尝试挑选器物进行简单搭配，发现这类器盖和罐、壶、盉等小口器相对适配。
从实用层面，羊角器盖覆盖在器物口部可防灰尘保持储物干净，也可防止储物散热。覆于小口罐、杯上，部分器盖下部锥形突较长，底部几乎接近器底，稳定性强，但是对于器物内部的盛物或有扰动，对所盛物品的种类与容量有一定要求，推测其装饰和象征意义更大。覆于体形较大的小口壶、盉上面，可以起到盖塞的作用，达到高密封性能的同时，增加了稳定性，实用性较强。相较于普通器盖，羊角形器盖在振动环境下更能保持良好的抗松动性能，移动过程中也可减少晃动，避免脱落。盖钮的穿孔很可能是为系绳悬挂方便。同时羊角钮的设计符合人体工学，便于抓握。
从装饰层面，羊角器盖在设计上极为大胆独特，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美感。部分器盖带有穿孔，可悬挂可佩戴，进一步丰富了其装饰用途。从象征层面，正如上文所提及，在少量墓葬内出土了羊角器盖。尽管目前其具体象征内涵尚未完全明晰，但在墓葬这一特殊情境下的出现，足以表明它在当时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中占据着一定地位。
造型溯源
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发现：从历时性分析维度，太湖西部地区早于骆驼墩文化的遗址，以及后续三星村、神墩、秦堂山等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中，暂未发现羊角器盖的实物资料。就共时性考察而言，环太湖文化圈内与骆驼墩文化并存的马家浜文化系统（如草鞋山、罗家角等典型遗址），以及宁镇、皖江等毗邻区域同期遗址，也未见同类器物出土。这类羊角器盖在太湖东部及周边同期遗址中的缺位现象，凸显其作为环太湖西部文化圈特有器类的属性。此项发现为重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提供了关键切入点：羊角器盖既是骆驼墩文化族群身份认同的物质载体，也是观察环太湖西部文化圈技术传统独立性与文化辐射力的重要指标。
从羊角器盖的造型上不难发现，其盖钮部分的形态与真实的“羊角”较为相似。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及周边地区，时间为距今10000年。距今5600~5000年，在我国甘青地区出现了家养绵羊。骆驼墩文化遗址尚未发现羊骨化石，故而在距今6900~5800年出现的羊角器盖更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关于羊角器盖的造型设计，在家羊尚未传入的时空背景下，骆驼墩文化的“羊角器盖”造型溯源应暂时排除家羊，优先考虑本地动物或抽象符号。器盖顶部对称分叉的羊角形态，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拟物化陶器造型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马家浜时期文化的牛鼻形器耳、河姆渡文化以鸟为母题元素的器物等，均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生物的观察与艺术转化。由于缺少材料和实物证据，这里仅做初步推测，羊角器盖的造型创意很可能是在既有陶器盖的基础上，结合了区域文化需求、工艺进步与象征表达而来。
综上，本文定名的羊角形陶器盖，羊角形仅代表一个形状，不能和羊角甚至羊画等号。羊角器盖造型新颖独特，集实用、装饰和象征意义于一体。这一独特器类的时空分布与造型特征，反映了太湖西部新石器时代先民对地域性审美符号的持续建构，其文化基因在后续崧泽文化、商周时期等陶器装饰系统中仍有孑遗。目前关于羊角器盖的考古材料较少，现有材料还未全部公布，本文仅初步对羊角器盖进行“型”的划分，未对“式”的演变进行分析，不能确切解答羊角器盖的文化渊源和造型演变，也缺乏对其制作工艺的深入探讨，期待未来有更多考古发现，有充足的样本和数据得以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