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熟悉西方考古学史的朋友们可能会对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有一批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都是他的追随者，如因《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和《全球史前史》等著作而享誉全球并提出“社会考古学”的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伊恩·霍德（Ian Hodder）、提出次级产品革命的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以及最早出版定量考古学教材《量化考古学》的斯蒂芬·申南（Stephen Shennan）。

1957年10月，19岁的戴维·克拉克进入剑桥大学的彼德堂（Peterhouse）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并接受了史前考古和古典考古方面的训练。在1960年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克拉克师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迪斯尼考古学讲席教授格拉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攻读博士学位。格拉厄姆·克拉克以发掘Star Carr遗址并引入了孢粉分析等植物考古学方法，进而将生态学视角引入考古学而闻名于世，其著作《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被再版三次并成为研究史前考古的必读书目之一。戴维·克拉克以英国史前大口杯陶器（British beaker pottery）的起源与发展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并引入了矩阵分析法来分析大口杯的不同属性特征。

在1962年，戴维·克拉克于《史前史学会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上发表自己的题为《矩阵分析与考古学：以英国大口杯陶器为例》的第一篇论文的同一年，大西洋彼岸的路易·宾福德（Lewis R. Binford）在《美国古物》（American Antiquity）上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正式标志着新考古学时代的到来。这一年克拉克24岁，宾福德32岁。

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是经济高速发展，核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技术变革，使人们再次憧憬美好未来的年景。对于考古学界来说，碳十四测年带来的技术性变革让考古学家从通过类型学建立的年代框架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开始思索社会系统演进等更为宏大的主题。1951年的煤钢联营标志着德法两个世仇国家正式和解，欧洲实现了和平，古斯塔夫·柯西纳（Gustaf Kossinna）那样的民族主义考古学家在学术思想界失去了市场。同时，英法等国家的殖民地体系开始土崩瓦解，以色列在中东的复国及其所引发的几次中东战争等事件，标志着殖民地考古走向终结，在海外进行考古发掘越来越艰难。跨越国境的研究需求、以碳十四测年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地位，这些都标志着考古学向着科学化和数据化转型。而这也是戴维·克拉克出版《分析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的背景。

戴维·克拉克于1968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分析考古学》，在此书中，克拉克积极引入生态学、统计学、系统论、计算机科学等的知识，将文化视为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并引入矩阵分析、建模等手段对从器物属性到文化系统的考古学所涉及的不同研究层面都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路径。

初次阅读《分析考古学》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此书难读、对读者不够友好。《分析考古学》在首次出版之时就迎来了“新的前沿工作”“太过狭隘”“器物本位”“过于野心勃勃”等不同评价。克拉克在此书中强调考古材料数据化的必要性，强调数据分析方法的科学性，这实际上是在为欧洲的后柴尔德时代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并在之后50多年的考古学实践中促成了一个全球视野的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而戴维·克拉克的这一学术遗产，对于中国考古学界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自农业在中国出现以来，各地形成了稳定演进的社会组织，而陶器作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的重要遗物，以其类型学建立了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框架，这一年代框架的可靠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代代生产陶器的先民之间稳定的代际传承作为基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器以藏礼”，饮食器具与祖先祭祀、礼制起源的紧密关联也意味着中国史前陶器与主要作为饮器和贸易陶器的西方史前陶器的功用和意义有所不同。而相比之下对于西方考古学而言，雕塑与绘画是与精神信仰层面更加密切相关的物质形式。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十分反感“碳十四革命”“新考古学”这样看似颠覆传统的说法。

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的推广，使中国也出现了戴维·克拉克在《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一文中所叙述的情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田野技术在科技的加持下不断更新，考古学发掘与研究也因技术、资金投入和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宏观时空尺度下的考古资料整合又要面临考古数据密度和数据质量不均的现实。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不知不觉中，中国考古学也慢慢走上了考古学数据化的道路。

要想真正前进，就需要找到那个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把一个海市蜃楼的幻影当作目标。在今天这样的大数据时代，回望戴维·克拉克的学术遗产，有两个问题越来越突显。其一，新的技术如何与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共存？其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西方学术遗产的“继承者”的角色，真正产出原创性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而不是仅仅贡献中国案例？或许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被某些人看作是伪问题，但是在深度全球化的当下如何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和道路，却是每一个学者都无法逃避的现实。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