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市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津派文化”。既往天津城市史研究多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集中于明清时段，难以完整展现其更早的城市历史。

近年来天津开展了系列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如军粮城唐代遗存、元代河西务十四仓遗址、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等。自2017年起，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对天津地区现存的18座古代城址开展区域系统调查与勘探。这些工作，特别是系统调查，深化了对天津古代城址年代分期、空间分布、地表遗物与城址现状的认识，为研究其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古新发现与收获

考古发掘极大地拓展了天津城市历史发展的上限。东丽军粮城遗址发现大型夯土台基、唐代制盐作坊及大量遗迹、遗物。武清河西务十四仓遗址揭露元代漕仓仓厫基址，为国内首次发现。天津卫古城东城墙遗址发掘出明代墙体、城壕等遗迹，清代墙体包砖及地下排水系统等遗迹。由此，天津考古人构建出隋唐至近代的天津城镇体系，跳出了既往“直沽寨—海津镇—天津卫”的单一叙事。

随着遥感技术、无人机三维重建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普及，现代考古调查所获得的地面信息更为全面。我们对天津城址的调查，除以上技术手段外，还运用了现代考古勘探技术，对宝坻区秦城遗址、静海区程庄子古城和武清区兰城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勘探，获取了城址遗迹的地层信息。本次调查不仅勘正了之前的数据信息，而且获取了新资料，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考古勘探进一步明晰了天津城市历史发展的细节。以秦城遗址的勘探为例，在北门、东门附近各发现道路遗迹一条，由此明确了北城门位置。同时在南门外发现瓮城城墙夯土遗迹，南门位置也得以确定。根据城门及道路遗迹，可推测该城内部为十字形道路结构。

考古调查涵盖了天津目前所知的18座城址，保存情况普遍较差，仅秦城遗址、程庄子遗址墙体尚存。大多数城址地面可见遗物，采集陶片、建筑残件、瓷片及铁器300余件。陶器34件，以黄陶、灰陶为主，饰弦纹、方格纹、布纹、篮纹等，肩部少数有刻划装饰，均有轮旋痕迹。可辨器形有盆、瓮、釜、罐等。建筑构件16件，陶筒瓦分两类，内饰布纹，外饰绳纹或素面。青砖为泥质灰陶，多饰绳纹。瓷器1件。修复完整器10件，以建筑构件居多。经类型学分析与周边遗址对比，遗物年代为战国至明清。

程庄子遗址所采遗物年代跨度大，推测该城使用阶段至少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两汉时期，代表性器物有绳纹瓦、夹砂红陶罐、弦纹陶瓮，与西钓台城址遗存一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花边瓦，与杨家疙瘩、兰城遗址相似；唐代，城南侧沟渠发现唐代砖窑遗迹，表明城址在唐代仍被使用。

结合早年调查资料与记录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址的Corona卫星影像，可探讨城址形态和规模。确认15座城址形制：长方形9座、正方形4座、多边形2座。规模根据周长可分三类：大型城址3座（逾4000米），中型城址8座（1000～4000米），小型城址4座（不足1000米）。可知，天津地区古代城址形制以长方形为主，兼具多样性；规模则以中小型居多，大型较少。

因河而城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讲述天津城市的历史，河流更是无法回避的主题。天津地势北高南低，河流密布，史称“九河下梢”，众多的河流深刻地影响了天津古代城市的选址、分布、生业以及命运。

根据考古调查，天津地区古代城址选址均与河流水系密切相关，呈现出显著的沿河分布特征。典型例证有：宝坻秦城、宁河桐城位于潮白河流域；武清兰城临永定河故道凤河；蓟州南台子紧邻沙河故道（今蓟运河支流）。汉代武清泉州故城处永定河与北运河交汇处；静海西钓台城址近漳河（今南运河水系）。唐代以降，武清旧县故城沿永定河支流龙凤河；东丽军粮城据三河交汇要冲；明清天津卫城选址明确记载“东去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卫河三百步”。河流既提供水源，亦构成城市防御体系。

天津城址空间分布可分布天津北部、南部两区。北部为燕山南麓低山丘陵，地势较高，海拔多在100米以上，城址较少，代表为蓟州无终县故城。南部为海河冲积平原核心区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代表城址有西钓台、程庄子、军粮城、天津卫故城等，数量占据绝大部分，体现出地势与河流对城址分布的直接影响。

临河滨海环境深刻影响先民生活与精神世界。西钓台城址发现的“贝壳墓”（贝壳铺底封顶），陪葬陶网坠、穿孔蚌器。对宁河—黄骅一线的蛤蜊堤调查时曾采集到陶箄、陶纺轮、陶网坠等典型器物。北辰北仓镇砖瓦遗址出土过形式各样的渔网坠四十多件，类似的遗物亦见于武清兰城、宝坻秦城、津南巨葛庄等遗址，反映出该地区发达的渔猎经济。这些遗物共同揭示了古代捕鱼技艺与丧葬习俗的延续，见证天津古代人与水的紧密联系。

考古材料还证实天津唐代已有制盐业，东丽为重要产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务本三村遗址西北侧发现约2000平方米密集红烧土圈，推测为盐灶。2022年军粮城遗址第三发掘区内发现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构成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填补了天津盐业考古空白。

河流既提供水源与水运之利，亦带来水患威胁。部分城址因海侵或河流泛滥废弃，如汉代西钓台故城或毁于汉代“海溢”。面对自然挑战，古人发展出独特的应对策略。如天津卫故城通过多次重修城墙、设护城堤防与排水水闸以应对水患。河流虽然带来挑战，但社会和自然造就的天时地利之时势，促成了天津城市的勃兴。

应时而兴

考古发掘和调查进一步明确了天津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根据采集遗物、城址形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以及文献可知，已知最早城址可追溯至战国，最晚下迄明清时期。18座城址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战国5座、汉代8座、唐代2座、辽代1座、明清2座。统计显示天津城市发展大概有两个高峰，分别为战国至秦汉与辽金元明清时期，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同步。

战国时期，天津北部为燕国的控制地带，燕筑秦城遗址，设右北平郡。南部系燕、赵、齐三国的争夺地带，西钓台村遗址和纪庄子遗址发掘出土的陶文和刻划符号可为证。

秦汉时期，郡县制全面实行，天津地区迎来城市发展首个高峰期。旧有秦城遗址在秦灭燕后为秦人所控，入秦后继续沿用，直至西汉时期。与此同时，大批新的城邑得以兴建，包括静海西钓台城、程庄子城、泉州故城（采集到“泉州”字样陶盆）、大海北城、大宫城、大台子、无终县故城等。据考，无终县故城应为右北平郡新郡治，静海西钓台城址是东平舒县治，泉州故城为泉州县县治。此期城市政治属性突出，与先秦时期一脉相承。进入东汉魏晋时期，大量遗址逐渐遭废弃。

隋唐时期是天津城市发展的过渡阶段。据调查，这一时期新建城池仅有武清旧县故城及军粮城遗址。后者据“三会海口”要冲，为重要的海运转输地和产盐地，凸显其漕运枢纽地位。

辽金至元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发展迈入第二个高峰。金王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改中都，至此结束了海河南北自宋朝开始的对峙局面。元建大都，京都所需粮食多仰仗江南供给，因此天津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海漕、河漕兴盛直接推动天津城镇发展。河西务十四仓遗址的考古工作实证天津成为运河漕运关键节点，为研究元代漕仓制度提供重要考古资料。

明永乐建都北京后，设天津卫是天津城址建设成熟的关键节点。天津卫的设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布局紧密相连。通过分析天津卫故城的空间布局、城墙结构等遗迹与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资料，发现其城墙周长逾4900米，城内呈十字形街结构，兼具军事防御功能与规划特征。雍正三年（1725），天津先后经历了撤卫到升州为府，设天津、静海等六县一州，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央派出机构在此设立。明清武清县故城的城墙周长亦逾4000米，存有十字形街道。至此，天津城市的功能由军事防御拓展至行政、商业等多元领域。

天津古代城址的考古工作揭示其“因河而城，应时而兴”的独特发展历程。“因河而城”揭示了水文环境作为自然基础，为城市提供水源、交通与防御等多重功能。“应时而兴”反映城市对不同历史时期时代机遇的把握与适应。从战国秦汉的第一次城市发展高峰，到辽金元明清时期的第二次高峰，天津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始终与国家政治格局的演变、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水运漕运的兴起密切相关。从战国时期的城邑萌芽，到明清时期的城市繁荣，天津的城市发展始终与河流的滋养和时代背景的变迁紧密相连。

未来天津城址研究的持续推进，仍有赖于专题性的调查、勘探及发掘的进一步深化。天津古代城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该地区城市发展历史，并揭示华北平原乃至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

［本文为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GIS支持下天津古代城址的考古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4SK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