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州故城遗址位于广西浦北县南流江畔的丘陵上，是南朝越州州治所在地。遗址坐北朝南，依山而筑，地势北高南低，由外城、内城构成，始建于南朝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废于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前后延续134年，在南朝时期政治版图中占重要地位。

越州故城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南朝州治类城址。越州故城如何突破大遗址保护困境，其保护实践中所折射的理论思考与路径探索，成为观察大遗址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利用的鲜活样本。

价值认知：

考古筑基，揭开南朝南疆治理密码

越州故城的保护之路始于对其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

系统性考古厘清格局：2019-2022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山大学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6400平方米。发掘成果显著——清晰揭示出“外城-内城”双重结构、依山势阶梯分布的3处院落群、8座建筑基址，以及完善的防御体系（砖包台基、马面遗迹）和功能设施（水井、排水沟、踏步等）。这一布局生动再现了南朝州治的规制与营建智慧。

物证解码文明交流：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等舶来品，实证了南朝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东南亚的密切往来，为“一带一路”文明互鉴增添了关键物证。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朝南疆管理枢纽”的独特价值日益凸显。

越州故城的实践印证，系统性考古是大遗址保护的根基。唯有通过科学发掘厘清格局、提取信息、阐释价值，才能为后续保护利用提供不可替代的学术支撑，避免“保护性破坏”或“盲目开发”。

保护痛点：

直面大遗址保护的现实困境

越州故城的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极具代表性。

土地权属之困：城址占地300余亩，其中59亩为集体用地，其余为农民承包地。速生桉、香蕉等作物根系持续侵蚀地下遗迹，农耕活动与遗址保护矛盾尖锐。征地范围受限导致整体保护难以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缺乏空间载体。

规划缺失之痛：尽管考古成果丰硕，但《越州故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长期缺位。缺乏上位规划统筹，导致保护展示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土地利用等举措缺乏系统性依据，项目申报与资金争取受阻。

资金机制之难：保护展示设施建设项目虽已在县级立项，但自治区层面未获批；陈列展大纲编制经费不足；考古遗址公园申报“缺规划、缺运营”。

这些问题直击当前大遗址保护的共性痛点——土地权属复杂、规划滞后、资金渠道单一、跨层级协调机制不畅。破解这些难题，亟须制度创新与系统性方案。

利用设想：

建设成岭南南朝时期州郡文化为主题的遗址公园

越州故城具备打造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

保存状况好：越州故城处于村落边缘地带，城址相对保存较好，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地理环境和原始地貌。

考古基础扎实：2019-2022年进行主动考古发掘，面积达6400平方米，整个发掘面积广、系统性强，基本厘清了越州故城建筑布局及功能分布。

保护设施：在遗址北向建设集文物库房、展览、免水生态厕所、停车场、界桩、标志牌于一体的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

资源丰富：越州故城周边有香翰屏旧居、施渡坡古城、伏波将军庙等文物资源，越州天湖、寿仙湖等旅游景区、南流江露营基地，浦北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与施渡坡古城联动，串联海上丝绸之路节点，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可打造“遗址+非遗+红色+农产”一站式体验的考古遗址公园，实现文化遗产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

越州故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在岭南南朝城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推进地方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和乡村振兴具有示范作用。

浦北计划：

规划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路径

面对挑战和困境，浦北县为越州故城的保护利用，深度谋划和规划，欲为其探索出一条具有示范价值的突围之路。

高位推进展示项目：高站位高标准谋划保护展示，委托资质单位编制《保护展示设施建设方案》，拟在内城核心考古区域建设原址展示区、栈道，全方位展示城址布局，深化考古成果。

创新土地解决方案：越州故城土地为集体和个人用地，限制了文物的保护利用，可通过土地流转、生态补偿等方式协调农业活动与遗址保护矛盾，探索“保护红线内农业转型”模式，扩大征地范围，将整个城址纳入计划，为考古遗址公园预留保护利用发展空间。

专项规划引路：推动编制保护总体规划，以此为依托申请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推动展示利用、展示设施等项目。多渠道申报：可以通过多渠道争取资金。强化规划与机制保障：将编制《越州故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置于核心位置，以规划统筹保护、利用、管理；建议自治区层面高位协调，破解土地、资金瓶颈，形成“国家—自治区—县”三级联动机制。

若能探索出一条越州故城创新保护道路，随着日后保护总体规划的落地、征地范围的扩大、展示设施的建成、管理日益完善，“越州”将以考古遗址公园的崭新形态重焕生机。

（作者单位：浦北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