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对外文化传播的关键环节

杨婉丽在2024年第6期《博物院》撰文《超越文本：博物馆跨文化阐释实践的关键环节》认为：博物馆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做好跨文化阐释。表面上，跨文化阐释是语言转换问题，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充分考虑海外观众的文化背景、学习方式等特点，并据此选择合适的阐释内容、角度与方式。换言之，跨文化阐释的关键在于超越文本。鉴于国内博物馆教育“供小于需”的现状，只靠人力输出，博物馆无法追赶上国内观众对高质量文化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就更无心、无力满足海外观众对于了解中国文化愈发强烈的好奇心。因此，应在传播范围更广泛、呈现方式更多元的阐释媒介上加大投入。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博物馆需充分发挥自身强项——独特的文物藏品提供丰富的叙事素材，懂观众的教育人员策划合适的阐释内容，多样化的阐释方式缓解单调的文字描述。借助有效的跨文化阐释，博物馆应能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

数智时代呼唤大历史观

于沛在2025年第4期《历史评论》撰文《历史科学与AI在共生共融中走向未来》认为：面对AI，历史学家要巩固、捍卫和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AI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历史研究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提出诸多挑战。用好这把“双刃剑”，必须对如下重大理论问题有清醒认识。其一，AI的本质是工具而非科研主体，科研主体是人，是有主体意识的人。其二，史家是现实的、理性的人，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化存在”。其三，通过不断巩固史学主体性、彰显史家主体意识，应对AI的冲击。在数智时代，这些教诲启迪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历史学者拥抱AI，不仅要思考史学如何与AI共生，更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到，在AI时代如何坚守史学的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如何从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联系的大历史中弘扬历史精神，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智慧，不辜负这一伟大的时代。

三星堆中的“假面”与“真相”

黎海超在2025年第8期《读书》撰文《三星堆中的“假面”与“真相”》认为：在博物馆欣赏一件文物时，人们惯于去争抢展柜正面居中的位置，似乎这是默认的最佳观赏角度，也是按下快门最为适宜的位置。但有时秘密也会隐藏在侧面、背面。对于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便是如此。但若移动脚步，踱至人头像的侧面，便会惊奇地发现面目存在清晰的边界，并略高于其他部位，边界恰好卡住耳朵。三星堆先民塑造青铜人头像时奉行了写实的原则，因此面具的边界和结构十分清晰。天外来客也好，域外起源也罢，这些无稽之谈在三星堆的“真相”面前毫无立论根基。三星堆写实的人脸显然是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面孔。以往那些有意无意的误解根源在于将面具理解为实际的人脸，写实的面孔太少而为人忽略。“假面”与“真相”相互混淆，造成以讹传讹的状况。对于“假面”的误解看似是无关轻重的问题，但对于三星堆的学术研究以及科普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再次置身三星堆的世界中，不妨用新的眼光去审视那些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