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需要用心丈量。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静静矗立着两组台阶——它们犹如一部微缩的史诗，无声地引领每位前来瞻仰的观众拾级而上，走向那座由无数英雄生命铸就的和平丰碑。14级台阶，象征着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刻录下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觉醒的漫漫长路；8级台阶，则浓缩了全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8年烽火岁月，见证了一部荡气回肠的救亡图存史。
正在该馆展出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汇集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套），以宏大的规模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
尺素情深：家国情怀与坚定信念
步入展览序厅，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集体创作完成的5件大型主题雕塑——《胜利的号角响彻山河》《长城》《黄河》《我要去延安》《一二九运动》，以雄浑的艺术语言和磅礴的视觉气势，将民族怒吼与时代洪流凝固于庄严的瞬间。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背景下，个体情感抉择和国家民族命运同频共振，深刻诠释了普通人的牺牲与奉献。纸短情长，一封封穿越烽火的家书，至今仍灼烫着每一位观众的心灵，唤起跨越时空的敬仰。
展厅中首次展出的一份档案文件吸引了观众的注意，这是1936年8月11日伪满滨江省警务厅记录的一份报告。档案中详细记录了赵一曼从被捕入狱到英勇就义的过程，还记录了她牺牲前给儿子的一封遗书，信中写道：“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寥寥数字尽显铁血柔情，她用牺牲讲明了家国大义的分量。
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父亲赠予他一面“死”字旗，旗上显著位置写着“死”字，旁边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方则题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这面旗帜不仅是王建堂个人的护身符，更代表了出川将士们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展厅中还展出了蔡炳炎1937年8月22日在常州写给妻子赵志学的信和用过的钢笔。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少将旅长的蔡炳炎奉命率部开拔上海罗店。部队出发前，他写下这封家书。在信中，他痛斥“无忠骨”的逃兵，发出了“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的呐喊，彰显了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3天后，蔡炳炎壮烈牺牲。
敌忾同仇，覆巢无完卵；誓死报国，肝胆筑金汤。无数如赵一曼、王建堂、蔡炳炎一般的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救亡的长城，用生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文韬武略：思想救国与持久抗战
山河破碎，救亡心炽。从顶层战略的制定，到全民思想的启蒙，再到骨干人才的培养，思想的力量贯穿始终，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
展厅里，不少观众在陈列着毛泽东同志多个版本《论持久战》的展柜前驻足。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对于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存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观点。为了阐明持久战的问题，坚定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毛泽东结合实际，撰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系统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总方针，深刻揭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论持久战》最早版本是由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延安窑洞内撰写，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43、44期合刊上全文刊载。1938年7月解放社发行的单行本是该著作的最早单行本。1938年10月，《论持久战》的英文翻译完成，上海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分别连载；其日文版也于1938年12月由上海中支经济研究所翻译并全文发表。
与之相呼应的是一系列发黄的报刊，它们如同思想的闪电，将抗战必胜的信念传播到大后方、游击区，乃至海外侨胞之中，构筑了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1938年5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创办会刊《抗战文艺》，为战时文艺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38年2月1日，东北救亡总会在武汉创办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高举抗战到底、收复东北的大旗；1937年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成为宣传团结抗日的坚强阵地；1938年4月16日，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创刊，发刊词提出：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这些刊物以笔为枪，以墨为刀，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
同时，抗日根据地积极致力于干部培养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深远布局。相继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培养出大批政治、军事和文化技术干部。这一系列举措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人才支持与文化保障。
铁血忠魂：誓死卫国的英雄壮举
当坚定的信念与不朽的精神凝聚为前线的抗争，一曲曲用血肉铸就的壮烈悲歌便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不息。慷慨赴死的中国军人，象征着战斗至最后一刻的顽强坚守，代表着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凛然决绝，更诠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铮铮誓言中所蕴含的惨烈与忠诚。
1936年8月，沈忠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前，他任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10连1排排长。1937年7月8日黎明，日军发起进攻，企图攻占卢沟桥，沈忠明率驻守士兵奋勇反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身中两刀，壮烈牺牲，年仅31岁。展厅中庄重陈列着1983年由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无声见证着他的英勇无畏。
展厅一角陈列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张自忠殉国经过的报告、《军学月刊》张自忠殉国周年纪念专号、他牺牲处的血石，以及刻有“张上将军初葬处 1940.5.16”字样的石碑……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5月16日，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与敌寇决战。在部队被敌层层包围的不利态势下，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力战不退，与敌寇拼死搏杀，最后身中7弹，在宜城东北南瓜店壮烈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
抗日战争时期的诸多战役中涌现出如“姚子青营”“八百壮士”“狼牙山五壮士”等众多英雄集体。他们以生命书写的抗战传奇，构筑了中华民族抗战史的精神高地。
文艺号角：以艺术作枪 凝聚抗日力量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多个文艺团体在抗日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工作，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以艺术作枪、舞台作战场，借助演剧、音乐、舞蹈、美术活动等反映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生活并展开抗日宣传，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鼓舞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
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戈，记录民族苦难，创作无数富有战斗性的文学作品，涌现出众多传世经典。邹韬奋先后主编《生活》《生活星期刊》《大众生活》《抗战》《抵抗》《全民抗战》等刊物，并主办生活书店，大量编印抗日救亡书籍，宣传抗日。与此同时，《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天国春秋》《屈原》等优秀剧作，也以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敌救国的热情。
展览展出了《义勇军进行曲》曲作者聂耳、词作者田汉的手稿。1949年，田汉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参加各方案拟定时，提交了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说明文件。手稿中详细记录了该作品的创作背景、影响及被确定为国歌的过程。这首在抗战硝烟中诞生的战歌，不仅响彻祖国大江南北，激励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而且唱响海外，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曲目。
一本本泛黄的剧本、一部部激昂的小说、一份份手写的曲谱……这些看似单薄的纸页，却曾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它们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全民的抗战热情，成了凝聚民族精神的强大号角。
人民伟力：全民动员 众志成城
“军队是扛枪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军为利箭民做盾，维保江山团结紧。”延安花鼓词道尽了军民团结斗争、相互信赖的鱼水之情。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奶奶，这个县怎么没听过？”展厅中一位小朋友手指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中的“山西辽县”询问着老人，祖孙二人正站在展板前低声讨论着。
“这是为纪念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改为现如今的左权县。那时候形势严峻，日军纠集3万人分五路向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大‘扫荡’，企图‘围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总部决定突围，左权将军负责指挥，后来在掩护转移时不幸牺牲。”
小朋友听完讲述后挺直了脊背，清脆的声音回道：“奶奶，我也要像他一样！”这句稚嫩的宣言在展厅里回荡，恰似左权将军家书中“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奋斗”的誓词穿越时空，在新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是一次对抗战精神的庄严致敬，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民族记忆传承，激励着后人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