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早期书写与精神探源

赵敏俐在2025年第4期《文史哲》撰文《中华文明的早期书写与精神探源》认为：早期书写的独立呈现标志着中华民族从野蛮进入了文明。它从最早的图画和符号到文字的生成，中间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观念、思想、宗教、审美、文化等，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神话思维与文化记忆，是早期书写不同于后世书写的重要方式，并展现出鲜明的文学特征。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极大地提升了早期书写的文化价值。将丰富的考古学成果与早期书写相互参照，突破传统的理论局限和学科壁垒，建立一个以早期书写为基础的新的人文交叉学科，必将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强大的学术动力。我们今天的文明史，必须以丰富的实证材料为基础来进行建构，促进学科走向新的综合，以建构中华文明史为目标的中国早期书写研究，也比以往的学术研究体现出更强的综合性特征。

中华文明现代性的法家阐释

蒋范在2025年第8期《北京社会科学》撰文《“古”“今”之辨与中华文明现代性的法家阐释》认为：虽然中国思想史上并非只有“厚古薄今”一种声音，但法家的古今观是否可以概括为“薄古厚今”值得商榷。具体分析法家的“古”“今”之辨，所谓“薄古”实为非难儒家的“法古”“学古”而发。法家敏锐地把握到传统以来的“古今”观在“厚古”价值的牵引中逐渐僵化，失去了自我辩证的能力。从现代性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的“古”“今”并非一个纯粹时间或历史概念。作为问题的关键，法家之“今”不仅指现实状况、适于“今”之价值，更有着对于“古”“今”话语的批判。这种批判并未导致法家对“古”“今”话语的抛弃。相反，在“古今之变”和“古今一也”的张力阐述间，法家在文明中既实现了现代性的自觉，也深度处理了文明与现代的关系。在中华文明现代性的议题上，法家所提供的思路可以归结为“通古今之变”五字：不仅强调古今差异的认知及其辩证，也通过揭示文明变迁的主体，实现传统历史哲学叙事的现代超越。

争鸣的价值源于对学术的尊重

《光明日报》2025年9月16日发表文章《辩以启真 论以臻明》认为：围绕扎陵湖畔那方石刻展开的学术争鸣，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尘埃落定！困惑在碰撞中厘清，观点在争论中修正，真相在辩驳中探明。争鸣的过程就是探索的过程。争鸣的价值源于对学术的尊重。争鸣的基础来自平等的交流。争鸣的意义还在于学问、学识、学殖的聚融升华。争鸣的结果来自社会的合力。争鸣之初，舆论场众声喧哗，公众的浓厚兴趣与丰富联想，构成了起始的“推力”。与此同时，专业学者展开交锋，各种假设与反诘在辩论中反复淬炼。媒体平台依靠其公信力，系统梳理、验证各方论据，积极引导、规范健康的学术争鸣。如今，国家文物局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以严谨、系统的方式，给出明确结论。统观这一过程，真相的探求与确立，需要社会合力共同推动。涵养清朗有序的学术氛围，离不开学术争鸣；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离不开学术争鸣；促进学术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学术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