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全国文物大省之一,浙江的考古工作始于1936年施昕更良渚发掘,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由华东文物工作队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1962年至1972年省文管会曾与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1986年更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承担全省文物保护及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任务。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导下,经过数代考古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浙江考古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以及实证中华文明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地位。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谋篇布局之年,“十四五”期间,浙江省考古工作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有效推动文物考古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以领先、创新与务实为标准,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坚持“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在考古学领域扎实做好“两个结合”的实践与阐释。牵头长江下游文明探源、稻作农业起源、吴越国考古等重大学术课题攻关,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讲好中国故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助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持续深化“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先后出版系列考古学研究最新成果,支撑浙江文化基因解码,守护好中华文脉;2023年8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启动省域考古前置改革,本所坚决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和工作体系,因地制宜、高效运转,协助省文物局在国内率先实现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土地储备考古前置,有力保障重大项目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双赢,为有效落实全省考古工作“一盘棋”奠定基础,切实推动了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学科建设,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本所事业编制已核定为180人,考古队伍得以培养壮大;高质量提升考古设施设备建设,在良渚建成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并加挂“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浙江)”,积极创建国家重点考古机构。
紧紧把握前所未有发展良机,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履职担当
“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连续印发了一系列涉及考古工作的重大规划,浙江省文物局也出台了《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考古工作的重要措施,配合土地储备考古前置改革还印发了《强化文物服务保障,提升考古前置质效工作指引》。激增的基本建设考古任务既是重大责任,也蕴含着事业发展的机遇。2021年至2025年8月,本所共承担考古前置任务10158项,开展勘探1742项、发掘261项,对标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要求,依托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系统,不断提升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质效,全力保障“千项万亿”等重大项目、全省各级土地储备项目以及建设过程中突发抢救性考古工作项目等各类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切实保障了全省“先考古,后出让”制度的有效落实与可持续发展。2024年,浙江考古前置工作成果在全国城市考古工作会上做先进经验介绍。
统筹协调、指导全省“四普”工作,配合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地市文博单位举办普查业务培训,为全省以及各市县级普查培训班提供理论授课、现场实操、答疑咨询等技术指导,并结合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考古前置”工作,有力推进“四普”复核和新发现工作,全力保障全省“四普”工作顺利推进。
以主动性考古项目为抓手,以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现为推手,提升考古工作深度和广度
上山、河姆渡、良渚、越国、吴越国和南宋考古,以及陶瓷考古、海洋考古等,是本所主动性考古项目的重要内容。上山文化主动性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新发现了衢江皇朝墩遗址、婺城园上遗址两处保存完好、堆积丰富的遗址,仙居下汤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上山遗址群申遗工作提供有力学术支撑;余姚井头山贝丘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其浓厚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是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的独特案例;良渚遗址外围水利系统新发现20余条水坝,揭示出良渚水利高、中、低三级水坝系统的完整结构,是研究早期水管理和早期国家产生的重要样本;湖州毘山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约3000年前的“宫殿级”建筑基址群,实证为晚商时期浙北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核心聚落遗址;绍兴宋六陵的持续工作基本厘清了南陵区6座陵园石藏的基本规制和建筑空间布局,在宋六陵北陵区揭露第7座“石藏子”,有力推动宋六陵大遗址保护利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囊括了码头、航船、航线、航标塔、城市、窑业等要素,是要素完备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增添了典型样本。
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下,本所牵头、苏皖沪等地考古机构共同开展的“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项目将于今年结项,同时计划明年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项目成果展览,并希望持续推进该课题;本所牵头、湘赣等地考古机构共同实施的“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项目已实施两年,湖南李家岗,江西老虎墩,浙江皇朝墩、下汤等遗址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近日,由本所牵头、沪苏闽等地考古机构和高校共同策划的吴越国考古(2025~2030年)也已正式启动,我们一定加倍努力,不负重托。
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但涉及面广、发掘规模大,是重要考古发现的推手,也是新课题的源泉。衢江皇朝墩上山—跨湖桥文化双重环壕和古稻田的重大发现,余姚施岙遗址河姆渡早晚三期大规模古稻田,都是重量级的考古成果;绍兴大湖头、南山越国遗址的完整揭露,拉开了越国聚落考古的大幕。临海凤凰山窑址价值独特,揭示了秘色瓷于北宋中期的再度复兴。嘉兴东塔寺遗址发现国内首次完整揭露的、结构处理最为复杂的塔基遗址,代表了北宋时期江南建筑基础做法的最高水平。
此外,结合考古前置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在原先所知古遗址极少甚至为零的区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丽水地区新发现先秦遗址逾700余处,完善了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串联起闽北赣东的考古工作,计划今年10月与闽赣两地考古机构联合举办浙南闽北赣东先秦考古发现特展和研讨会。新发现还可化被动为主动,浙江是海洋文化的重要起源地,除了深埋地下8米多深的八千多年前井头山贝丘遗址,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大规模制盐遗址群已初露峥嵘,未来必将大有可为。
跨界协同,发挥优势,围绕考古发掘组织开展多学科合作
开放合作、资源共享是考古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传统学术优势,有目的、有计划地与国内外考古机构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合作。如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机构深度参与龙泉亭后窑址考古。良渚考古的多学科研究,长期与日本金泽大学、东京大学保持密切交流,今年将在国内出版《日中共同研究成果报告书》系列。持续推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韩国文化遗产厅直属的罗州文化遗产研究所联合开展的“古代东亚文物交流共同研究合作”项目,在加强人文交流和交往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继续派员赴洪都拉斯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境外考古合作项目,开拓国际视野,学习各国先进经验,推动浙江考古走向世界。持续开展对口帮扶,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西藏那曲市尼玛县当惹雍措环湖及周边区域考古调查,取得显著成果。2002年率先在国内成立的科技考古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加快引进对口专业人才,目前已形成拥有18个方向、20余位科技考古专业人员的团队,在植物考古尤其是稻作农业起源领域、遥感考古等方面具有国内引领地位,并与兄弟省份交流、分享水利考古技术方法和相关成果。
加快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拓展深化考古学研究和阐释
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是考古工作链的重要一环。由于人员、器物修复、绘图等普遍问题的限制,近年重点遗址考古报告整理出版有所滞后,我们将积极采取措施,加快田螺山、井头山、良渚等重点遗址考古报告整理工作。截至今年8月,“十四五”期间本所共出版考古报告12种(含石窟造像报告等调查报告)、专著46种(含个人文集4种、图录9种)。
拓展深化考古学研究和阐释,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基础工作,考古工作者责无旁贷。“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近年来,本所负责完成了该工程之“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丛书第一辑11部,第二辑11部也在撰写中,将于明年交稿。同一主题下的“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品牌也是本所对外宣传的标识性项目,已先后在埃及、日本等国家开展交流对话。本所助力“良渚论坛”相关活动,在此文明对话的重要平台上展现良渚考古骄人成果;组织出版《反山》等英文版考古报告,其中《反山》英文版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为进一步加强上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宣传工作,学术策展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稻·源·启明”“远古江南·海陆山河”特展,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本所积极以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支持地方博物馆事业发展,深度参与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常设展,在考古整理工作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倾力支持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建设。
完善内设机构建设,夯实团队基础和人才梯队结构
内设机构建设是单位和学科稳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除了不断优化一般业务分工外,努力提升科技考古工作能力,夯实团队基础,优化人才结构和人才梯队。以优良所风涵养新进人员作风,新同志均先在考古项目管理部门进行考古前置工作锻炼,以熟悉政策法规和工作流程,将自身发展与考古事业发展统一起来。在实际工作中持续优化、完善单位制度,保障全局的同时突出重点,以主动性和大型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带动队伍,明确方向,营造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的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
“十四五”期间,我们秉持讲政治、顾大局的坚定立场,持续抓好学术研究、硬件建设、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久久为功,推动单位建设和浙江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做好“十五五”规划编制,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管理,争创全国重点考古机构,担负起文化传承发展新使命,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作出应有贡献。
(执笔:方向明 罗汝鹏 李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