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建工程，在市区风景路马路中心（现御窑厂北门至中山北路口）“宽约1.5米、长约11、深约1.5～1.8米的沟道中，发现了一批形制特异，十分引人注目的元代瓷器残片”，其中包含一批特殊的器型——辟雍砚盒，有青花（图1）、蓝地白釉（图2）、蓝地金彩（图3）、孔雀绿釉金彩（图4）、涩胎（图5，应为青花半成品）等釉色，这批瓷器现藏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工艺及形制来源

这批砚盒造型、尺寸基本一致，推测为同时同批次生产，由于这批砚盒盖钮都缺失，应为试烧的试验品，最终因自身工艺缺陷而被打碎掩埋。如元青花五爪龙纹辟雍砚盒（图1），口径28厘米、底径33厘米、通高11.4厘米，由盖、底组成。盖面以青花绘两条双角五爪龙纹，盖沿饰云纹。砚盒内底心凸起一圆柱，柱表面无釉，柱体、器壁之间形成一圈宽且深的沟槽，内施白釉，外壁绘海潮纹；平底无釉，外底心有一圆孔与柱体相通。其余砚盒除釉色外，形制尺寸与之雷同。

辟雍砚，最早源于周代的礼制性建筑——辟雍。《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上文献记载了辟雍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圆形环水结构典型特征。

瓷质辟雍砚在中国陶瓷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形制流变。汉、魏晋时期是瓷质辟雍砚的初创期，东汉繁钦在《砚赞》中描述：“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亦谓之分题砚。”隋唐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以后石砚兴起，瓷质辟雍砚因储墨功能及礼制象征意义弱化而式微。瓷质辟雍砚尤以足部的变化最为明显，主要有兽足、莲瓣足、水滴足及镂空多足等造型，足部数量有三至二十一个不等，最多可达二十七足，如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出土白瓷辟雍砚、唐代洪州窑出土青瓷多足辟雍砚、越窑青瓷辟雍砚，故宫博物院藏唐代白釉辟雍砚、唐代邛窑青釉多足砚、唐三彩砚等。景德镇出土的这批砚盒，器型厚重，其造型与上述唐代时期的瓷砚造型相比，中心台面比早期砚台高出很多，且足部造型与宋代瓷质圆形盖盒类似，似是吸收了二者的造型特色结合而成。可见，景德镇出土的这批瓷质辟雍砚盒，其造型源于唐宋。

《元史·百官志》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另记载，将作院下设“画局，秩从八品。掌描造诸色样制。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员。”《大明会典》亦记载：“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从以上几条文献可知，元代将作院下设有浮梁磁局、画局等官方机构，浮梁磁局专掌瓷器烧造等事宜，画局掌管设计制作各色画样，朝廷烧制瓷器须先由内府定样。镇区出土的这几件瓷砚盒胎质细腻，画工成熟精美，风格一致，龙纹均为五爪，有的还饰金彩，明显是浮梁磁局生产的官窑产品。这批五爪龙纹或饰金彩的砚盒究竟又是什么身份才能使用呢？《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记载：“至元二年夏四月丁亥，禁服……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典章·工部·杂造》：“至元八年四月二十日，御史台承奉尚书省扎付钦奉圣旨：‘节该今后诸人，但系磁器上并不得用描金生活，教省里遍行榜文，禁断者。钦此’。”可见，元代是禁止民间私造和使用五爪龙纹和描金瓷器的，又“双角五爪龙”为皇室专用，所以这批砚台应属于元王朝下令由画局“定样”、浮梁磁局下属窑厂为皇帝或皇室成员烧造的御用产品。

功用及年代探讨

既然这批砚盒属于浮梁磁局下属窑场烧造的御用珍品，它们又是用于何种场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器物形制看，这批辟雍砚属于皇帝或皇室成员使用的文房用具之一，兼具礼制性质，与皇帝敕命举行的大型文教礼仪活动有密切关系。查考元代相关典籍，与文教礼仪相关的重大政治活动即是恢复科举、施行经筵之制，这与“辟雍”的礼制性质也相吻合。《元史·卷二十四·仁宗一》记载：“皇庆二年冬十月己卯，敕中书省议行科举。”“延祐二年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及第……夏四月辛巳，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从以上两条文献可知，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并于延祐二年（1315年）正式实施了科举考试。

经筵之设在元代之前已长期存在，北宋时始称“经筵”，元代专门设置了经筵官，元代各帝王中曾下诏并亲身参与大型经筵活动的主要有三个，即元泰定帝、元文宗、元顺帝。《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一》记载：“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赵简，请开经筵及择师傅……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又《元史·虞集传》记载：“泰定初……经筵之制，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从以上文献可知，元泰定帝曾于即位之初下令正式设立经筵之制，此后经筵成为皇帝经常参与的重要活动。

元文宗时期，设立奎章阁学士院，成为专职经筵机构。《元史·卷三十三·文帝二》记：“天历二年二月甲寅，立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另元人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记载：“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为屋三间……”

元顺帝时改奎章阁为宣文阁，经筵之制延续至元代末。《元史·卷四十·顺帝三》记：“至元六年十二月戊子，罢天历以后增设太禧宗禋院及奎章阁。”《元史·卷四十·顺帝三》记：“至正元年六月戊辰，改旧奎章阁为宣文阁……九月壬寅，许有壬进讲明仁殿，帝悦，赐酒宣文阁中，仍赐貂裘、金织纹币。”后又设端本堂，作为皇太子讲读之所，《元史·卷四十二·顺帝五》记载：“至正九年冬十月丁酉，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是日为始入端本堂肄业……端本堂处中座，以俟至尊临幸……”

景德镇出土的这批砚盒，跟以上经筵活动中的哪一次有关呢？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即是界定这批瓷器的具体年代。这批砚盒从出土情况、形制等综合分析，应是同期同批次敕命烧造的，品种涵盖了元青花、霁蓝釉描金、霁蓝釉白花、孔雀绿地描金、涩胎（应为青花半成品）等。换言之，生产这批砚盒时，浮梁磁局下属窑厂已完全掌握了元青花、霁蓝描金、蓝釉白花、孔雀绿地描金等烧造技术。下面通过对比同时期的纪年材料进行探讨。

关于元青花纪年材料，主要有下面几例，如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至正十一年”铭（1351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2012—2015年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了一件“至正十年”铭（1350年）元青花擂钵；1986年四川雅安出土的“至正七年置”（1347年）青花盖罐；2013年8月江西浮梁古城出土的“至正甲申”（1344年）元青花大香炉残片；2011年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1339年）出土的元青花人物纹匜；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后至元四年”（1338年）元青花釉里红楼阁式人物谷仓；1978年杭州文三街“至元二年”墓葬（1336年）出土的元青花人物塑像；张庆玉在《元青花》一书中报道的“元统二年”（1334年）青花研磨器等。这些纪年材料集中于1334—1352年之间，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成熟元青花的出现时间为元代晚期，即元顺帝时期，相关论述的文章很多，此处不再赘述；蓝釉描金和蓝釉留白技术是在蓝釉基础上衍生出的新工艺，因此应相对略晚，元代这类釉色的纪年材料相对更少，主要有：1987年杭州朝晖路元代窖藏出土一件蓝釉描金月影梅纹爵杯，发掘者认为其为元代中晚期，窖藏为元末；1964年河北保定窖藏出土三件蓝釉金彩器，分别为蓝釉金彩匜、盘、酒杯；1989年江西宜丰元代窖藏出土一件蓝釉三足爵杯；1998年1月安徽繁昌元代窖藏出土三件霁蓝釉瓷器，包括蓝釉螭耳胆瓶二、三足鼎式炉一，且均配有卵白釉器座；景德镇落马桥窑址也曾出土蓝釉的匜、高足杯、瓶和器盖等。与上述几例相比，镇区出土的这件蓝釉描金砚盒发色更为均匀浓艳，是蓝釉技术成熟期的精品，其时代应大致相当，即元代晚期。孔雀绿釉在宋金时期以磁州窑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已经出现，有学者认为景德镇窑的孔雀蓝釉受到北方地区的直接影响，元代后期开始烧造，如杭州朝晖路窖藏出土的“内府”铭孔雀蓝釉带盖梅瓶、带盖大坛等属于磁州窑产品。景德镇窑孔雀蓝釉的烧制成功比磁州窑的产品相对更晚，其年代应不早于元代晚期，因此景德镇出土的孔雀绿釉辟雍砚也应为元代晚期产品。

综上所述，这批辟雍砚的烧造年代大致在元代晚期，即约14世纪30年代中期或稍晚，这期间的经筵活动对应的只有元顺帝时期的记载，由此判定，这批辟雍砚盒很可能是顺帝改元亲政后首次举行经筵活动前下令浮梁磁局烧造的御用产品。

景德镇早年出土的这批瓷质砚盒，是陶瓷辟雍砚形制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是元顺帝下令浮梁磁局下属窑厂为经筵活动烧造的御用礼制性文房用具，属于因烧成后存在明显缺陷而导致落选的试验品，这批瓷质辟雍砚台的年代为至正元年（1341年）左右。

（第一作者单位：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第二作者单位：景德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