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博物馆协办的“四川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活动”在成都举办。活动采用线下会议与多平台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吸引超60万人次在线观看。

活动围绕“关怀过去”“关注当下”和“关照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为东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保护利用实践与公共传播打开了新的对话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演进经历了从单一性到系统性的转变，其核心是保护理念的升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中国文物保护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演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主任燕海鸣系统梳理了其发展历程。2000年发布的第一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借鉴了《威尼斯宪章》精神，提出了文物保护的十条基本原则，包括“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保护文物环境”等核心理念。2015年修订的第二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整体性保护”概念，在文物价值评估体系中新增“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两个维度，并专门增加“合理利用”章节，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理念的与时俱进。

燕海鸣强调“有效保护”这一概念，通过山西临汾东羊后土庙彩塑保护和敦煌莫高窟的管理体系两个案例，阐释整体性保护不仅要关注文物本体，还需统筹考虑结构稳定性、微环境监测与游客体验等多重因素。价值评估方面，他以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工程和圆明园重建争议为例，指出不同价值判断会导致截然不同的保护策略，因此新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要根据文物特性确定首要价值取向，为处理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依据。

在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同样经历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迹的自觉性保护意识的萌芽，到现代综合性遗产保护体系的成熟过程。意大利巴里大学考古学教授朱利亚诺·沃尔佩回顾了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理论的历史脉络。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利奥十世任命首位文物监管官，到20世纪意大利文物与艺术品保护专家切萨雷·布兰迪提出的《修复理论》，意大利形成以“可逆性”“兼容性”“可识别性”为核心的保护原则。沃尔佩重点介绍了乔凡尼·乌尔巴尼提出的预防性保护理念，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应与环境管理相结合。

朱利亚诺·沃尔佩分享了Faragola罗马别墅和Siponto古城两个案例。在Faragola别墅的保护中，团队采用数字技术重建遗址原貌，并在2017年火灾后创新性地保留火灾痕迹，将其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呈现。Siponto古城的保护则邀请当代艺术家用铁丝网复原古代建筑结构，实现了古今对话。

中意专家在保护理念上展现出诸多共识。双方都强调“最小干预”原则，注重预防性保护，并积极探索数字化技术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差异之处在于，意大利更强调保护过程中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表达，而中国则更注重保护成果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

考古遗址发掘与保护技术

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自1995年在成都黄忠村被发现以来，经过30年的系统发掘与研究，清理出了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与遗存，逐步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占魁详细介绍了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历程。他指出，研究表明金沙遗址的文化序列跨越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早期（约公元前2000－前500年），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的演变。社会结构上已呈现出贵族、平民、手工业者的阶级分化。生产生活方式上，金沙先民以稻作为主，铜器制作技术复杂，玉料来源多元，部分技艺受到了良渚、齐家文化的影响，证明了古蜀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

三星堆遗址保护实践方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谢振斌详细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中的现场保护体系。针对出土文物面临的物理、化学、生物等风险，团队构建了包含组织管理、应急保护、预防性保护和安全防护的多层次保护框架。通过建设考古大棚和恒温恒湿的考古舱，实现了对发掘环境的精准控制。谢振斌特别介绍了基于风险管理的保护策略，强调现代考古发掘不仅是获取文物信息的过程，更是保护文物的第一现场，需要将保护理念贯穿发掘全过程。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介绍了三星堆保护修复理念发展历程。三星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自1986年发现祭祀坑以来，经历了从传统工艺到科学技术的转变。早期青铜器修复以锡焊、铆接等传统手法为主，复原了青铜神树、金面罩人头像等文物。近年来，随着3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三维扫描、3D建模等科技手段成为修复拼接工作的核心手段，开启了“考古+科技”的新模式。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孙杰分享了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保护经验。针对2001年出土的大量象牙，团队创新性地采用有机硅封存技术，通过控制环境湿度延缓象牙的失水过程。经过20多年跟踪监测，证明该方法能有效维持象牙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孙杰团队近年研发的“纳米羟基磷灰石+硅氧烷”协同加固体系，通过提供钙源和增强硅氧化学接枝，使象牙的力学强度提升了20%。这项技术不仅应用于金沙遗址，也为三星堆新出土象牙的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意大利文化部巴里市考古、美术和景观局负责人埃莱娜·德尔卢介绍了普利亚大区在考古遗址监测方面的技术创新。在文物原址保护中，保护团队借助恒湿恒温系统维持洞穴环境稳定，并部署高精度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温湿度、物理位移及地震风险；针对狭小的遗址空间，开发微型监测设备。这些经验对中国南方潮湿环境下的遗址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意大利卡斯特罗梅迪亚诺博物馆考古部门负责人安娜·露西亚·泰佩斯塔介绍了普利亚大区Messapi遗址Rudiae地下墓穴的保护与修复。该遗址是古罗马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拥有城墙遗址与地下墓穴。安娜·露西亚·泰佩斯塔分享了考古工作者19世纪至20世纪的考古记录，该案例是科学分析与传统技术结合的优秀体现。

比较两地的保护技术可以发现，双方都面临着如何平衡保护与展示、如何处理现代干预与历史原真性的挑战，以上或可成为两地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向。

博物馆展示与公共参与

博物馆功能的演变始终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及公众需求的变化紧密相连。从早期以收藏和展示为核心的“文化殿堂”，到如今兼具教育、研究、社区服务等多种角色的综合性机构，博物馆的功能性质不断被重新定义。

意大利普利亚大区博物馆执行总馆长路易吉·德·卢卡探讨了博物馆的社会意义，并通过意大利普利亚大区的实践案例进行阐释。他指出，普利亚的博物馆形态多样，既有传统考古遗址、自然历史展馆，也有记录工业发展的橄榄油作坊和面包博物馆，甚至包括无围墙的露天文化景观。这些场馆不论规模大小，都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他强调，博物馆的价值不在于藏品数量或技术设备，而在于其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能力，博物馆的核心作用是促进社会思考，帮助人们理解自身与历史的联系。他主张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博物馆，使其成为连接地方记忆和全球叙事的桥梁。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枫以“凸显文化遗产价值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题，介绍了成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花重锦官城”基本陈列通过3200件文物讲述成都4500年文明史，76个临展则形成了品质高、号召力强的临展特展的口碑。黄晓枫强调城市博物馆不仅要展示历史，更要连接当下，让市民在文化认同中获得幸福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部长吴维羲分享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创新理念。新馆展览以“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板块，全面展示三星堆考古成果和文化内涵。针对新出土文物，考古团队采用AI算法辅助文物拼对，通过3D打印技术复原青铜神坛等重器，实现了保护与展示的平衡。吴维羲介绍，新馆特别设计了1300平方米的沉浸式互动厅，通过“考古+科技”展陈方式，既保护了文物安全，又提升了观众体验，代表了大遗址展示的新趋势。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系统介绍了金沙遗址博物馆构建的多元展示体系：基本陈列以祭祀区原状展示为核心，“5+N”临时展览体系包括考古发现展、文物专题展、区域文明展、世界文明展和艺术金沙展五大系列。同样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专职副书记郑漫丽则从遗址保护、社区互动和城市文化地标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金沙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

正如朱利亚诺·沃尔佩教授所言：“构成珍珠项链的不是珍珠，而是串珠的线”。文化遗产工作者就是这条连接古今、串起文明的线。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化背景下，此次会议呈现出的跨文明对话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遗产保护理论体系，让古老文明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单位：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