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早期发展的特点、路径等重大问题。经多年研究，项目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概括为：“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万年奠基”被视为中华文明形成的起点，上山文化遗址既发现了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又发现了定居证据，无疑是“奠基”阶段中华文明的代表性遗址。

从无名土丘到文明坐标：

上山遗址的发现与命名

上山，是浙江省浦江县的一座不知名的小土丘。2000年秋冬之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阳江流域考古调查队在此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将其定名为上山遗址。经碳十四测年，遗址年代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2006年11月，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文化”。此后，具有这一区域文化特征的遗址均被称为上山文化遗址。

2007年至今，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持续推进，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4处。遗址分布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延伸至灵江流域，覆盖区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构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上山文化聚落群集中出现的背后隐藏着农业起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人类彻底告别了旧石器时代依靠采集和狩猎的攫取性经济模式，转向主动生产食物的生产性经济模式。这一转变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界的动物性依赖，能够自主控制食物来源。农业生产带来的粮食跨季节储存能力，为人类的定居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也要求人们长期稳定地居住在固定区域，以便于播种、管理、收获。随着稳定村落的出现，人口不断增长聚集，社会分工和物品交换等复杂社会关系逐渐形成，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万年稻作，农业革命：

从采集到耕种的文明跨越

学术界公认的农业起源有三大中心：西亚、中美洲和东亚（以中国为主）。西亚是大小麦的起源地，距今约10000年，位于今天的“新月沃地”，这一地区后来诞生了两河流域文明，并衍生出埃及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里也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这一带考古工作起步早，也是最早诞生“农业革命”概念的地区。中美洲是玉米等作物的起源地，距今约9000多年，位于墨西哥等地，这里是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

中国呈现出“南稻北粟”的双体系农业格局，奠定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基础。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代表，旱作农业发达；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代表，稻作农业发达。现在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为起源于西亚的小麦。起源于长江流域的水稻，作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直至今日，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将水稻作为主食。由此可以认为，水稻是孵育东亚文明的具有本地基因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正因此，“长江中下游中心”作为“东亚中心”的重要一翼，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首次为长江下游地区存在发达的史前稻作文明提供了确凿证据。此后，尽管稻作遗存在其他区域也有发现，但受限于遗存的文化面貌、资料丰富程度等因素，学界对于栽培水稻的起源问题始终在持续深入探讨之中。

上山文化遗址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上山人走出洞穴，占领并定居于旷野地带，形成了庞大的遗址群，代表着农业革命带来的全新社会形态，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形成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支撑这一里程碑意义论断的，正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中出土的丰富实物证据。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中，普遍发现了水稻栽培、水稻收割、水稻脱壳、水稻食用的物证。比如，通过对小穗轴落粒形态、细胞植硅体、米粒长宽比等特征观察，植物考古学家确定遗址中发现的稻遗存为经过了驯化的栽培稻。又比如通过微痕分析，在遗址出土的石片石器的刃部发现了“镰刀光泽”，确定这就是水稻的收割工具。还有，上山文化诸遗址中，普遍发现石磨盘、石磨棒，这是配合使用的组合工具，相互磋磨，能有效将稻谷的外壳除去，加工出大米。这些证据共同表明，上山人已经掌握了从种植到食用的完整稻作链条，远远超越了“偶然利用”的阶段。

走出洞穴，定居旷野：

文化孕育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农业革命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在上山文化中亦有证据。上山文化的村落定居证据，主要体现在用于居住的房址和作为村落界址的环壕的发现。上山遗址在早期便出现带沟槽基础的建筑基址，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建筑活动留下的印记。到了晚期，更是发现了颇具规模且排列整齐的柱洞遗迹。桥头遗址是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遗址。环壕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它意味着村落防卫措施开始出现了，这无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生活走向初步复杂化的重要见证，反映了由此开启的漫长农业社会对土地的拥有意识和家园意识的出现。

稳定的定居生活也为早期精神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上山文化彩陶出现了极具特殊意义的图案，不仅有着明确的太阳图案，而且还出现了与周易八卦相似度颇高的“卦符”。其中一组“卦符”，被研究者释读为“雷地豫卦”。从时间维度看，它与演绎八卦的周文王所处年代跨度将近6000年之久；从空间维度来讲，其所在的地域与周文王所处之地隔着黄河、淮河、长江等广袤的区域。如此巨大的时空差距，却出现了这样的高度相似性，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上山文化彩陶“卦符”是否可能成为后世“八卦”系统的源头？鉴于《周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发现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无论与后世八卦系统的具体联系如何，这些高度规则化的符号，都是上山文化早期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证。

稻作起源，万年奠基：

上山文化的文明坐标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经典的关于“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的论述中，认为农业起源是文明形成的开始，而城市出现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从上山文化到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再到良渚文化，这一连串以稻作文明为发展主脉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凭借其起源优势和发展的延续性，使钱塘江—杭州湾—南太湖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版图中占据了突出地位。

因此，可以认为，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文明的先进区域，其年代与西亚早期农业遗址相近。这意味着，稻、麦这两种分别哺育了东西方文明的粮食作物很可能在距今10000年之际同时诞生、并行发展。这两种最古老的文明形态支撑，并主导了世界文明史的发展。

上山文化不仅是世界稻作农业当之无愧的起源地，更以持续万年的稻作实践、稳定的聚落形态以及初步显现的社会组织与精神探索，构成了中华文明“万年奠基”阶段的关键支撑。

上山文化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的发现，将长江下游地区成熟稻作农业的历史上限推至万年前，为“南稻北粟”这一支撑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独特农业结构，提供了“万年级”实证。从上山到跨湖桥、河姆渡再到良渚，上山文化所开启的南方稻作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连续的、深刻影响后世的文明演进路线，证明长江流域是东亚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更以万年稻作实践、稳定聚落形态、早期社会组织与精神探索，精准契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距今万年奠基”论断，成为中华文明“万年根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