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于人类历史长河不过一瞬，但对中国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而言，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跋涉道途。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在这四十年中，一路筚路蓝缕，与世界共同见证了人类对文明瑰宝从认知、珍视到守护、传承的深刻变革，为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保护世界遗产的征程中，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同衡”）通过申遗文本编制、价值阐释、保护管理与国际对话的核心环节，在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宏大叙事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值此四十周年之际，清华同衡成立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强化专业支撑与实践创新，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分院汇聚多位文物保护与利用领域资深从业人员，形成涵盖文物保护、旅游策划、空间规划、建筑历史、考古文献、数字化技术等跨学科、跨领域的团队。一方面聚焦科学保护：以价值挖掘和科学研究为根基，融合智能监测、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预防性保护体系；另一方面聚焦创新活化：探索不同类型遗产的文旅融合、历史空间文创赋能等路径，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场景。分院不仅深度参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四川三星堆遗产地、海南黎族传统聚落等遗产的申遗咨询和保护工程，还主导河南隋唐洛阳城、安阳殷墟、成都金沙遗址、湖北擂鼓墩等多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工程，以及全程护航黄河、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战略项目，在近几年中国遗产保护事业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9月22日，清华同衡举办第十届学术周|“世界遗产 四十载同行”主题论坛。论坛上，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与遗产领域的顶尖学者与实践者同台交流探讨，一起回望来时路，辨析当下局，共探未来途，为下一个四十年的遗产保护事业凝聚共识、启迪新思。
— 主旨报告 —
《40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之进步》
宋新潮，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宋新潮回顾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40年历程，分享了中国构建起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念的过程。
他指出，截至目前，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已达60个，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国际文物保护合作项目等实践及对遗产保护国际文件、概念的引入，中国不断汲取国际经验，逐步探索形成符合自身国情的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中国还通过参与国际申遗相关的主题研究，开展了国际合作与本土创新相结合的实践，为世界贡献了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
在思想观念方面，中国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传统，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来自近代。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将《威尼斯宪章》介绍到国内，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同时，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培训，开展了与德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的合作项目，如敦煌与美国盖蒂基金会的合作等，提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西安的含元殿、龙门石窟、新疆石窟等保护项目，通过国际合作，中国将传统保护方法与国际先进理念相结合，提升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地位。此外，在丝绸之路、茶文化等主题研究上，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了相关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如积极支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行研究”和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策略研究，2013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样支持ICOMOS的茶文化主题研究，为“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找到实现的路径。
在制度与理论方面，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全面且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引入国际理论的同时，也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得到不断完善。不仅将“文化线路”“运河遗产”“活态遗产”等国际概念纳入国内保护体系，也丰富了我国文物保护范畴和类型，逐渐建立了“规划先行”的科学管理模式，推动了预防性保护、遗产反应性监测等制度的落地，为遗产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在管理方面，中国借鉴预防性保护、规划、反应性监测等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如21世纪之初组织制定的西夏陵规划和吐鲁番规划，提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能力和水平。他希望清华同衡等机构为行业继续培养技术人才，鼓励更多青年加入遗产保护，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
《保护世界遗产，传承人类文明》
景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文化部门负责人、世界遗产领域国际专家
2025年恰逢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景峰表示，自己深耕该领域三十多年，从教育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世界遗产中心，始终以“追梦世界遗产”为目标，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和自然遗产走向世界，见证了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国际合作。
景峰简要回顾了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取得的成就。他指出，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在这40年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为传承、发展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世界遗产事业深度联结。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法席位，改革开放加速国际交往，为世界遗产事业贡献重要力量。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后，中国积极参与保护合作，40年来四次入选政府间世界遗产委员会，2021年、2024年先后在福州、苏州主办世界遗产大会，曾在西安主办ICOMOS第15届大会，目前拥有60处世界遗产，是中国世界遗产实践的直接体现，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文明的贡献。
世界遗产是推动和平发展、见证文明与自然奇观的关键资源，对文明互鉴意义重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科文组织宗旨契合，不仅适用于遗产保护，更深远影响联合国事业。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气候变化、贫困等挑战并存，世界遗产需超越传承本身，充分发挥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最终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
可持续发展与世界遗产城市保护。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11.4条强调遗产保护）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文件》，与1972年公约、2011年《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共同指导遗产领域合作。城市遗产实证过去、展示今昔，中国遗产保护需平衡城市经济发展与遗产法律框架下的完整性、系统性保护，兼顾活态城镇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而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为城市创意发展提供助力。
世界遗产是弘扬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助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平台。未来需推动教科文组织文化领域多项公约（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2003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创意公约等）有机融合，关注2023年、2025年那不勒斯会议提出的整体保护策略，同时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等）的协同发展。中国可结合自身生态文明建设，在该领域贡献力量。
结合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趋势，景峰认为，中国遗产的保护未来一方面需要迈向遗产保护的整体管理，涉及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融合，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协同等，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城市创新，更加重视城镇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探索系统性、完整性保护体系建设。
此外，如何构建新时期的能力建设和世界遗产教育体系、形式与内容，并将其纳入产学研一体化、系统化的渠道，这也是需要思考的课题。
《国际视野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詹长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研究员、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联合大学特聘教授/博导、联合国教科文HIST科学委员会委员
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国通过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理念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詹长法教授从国际合作与能力建设、国际援助与文明互鉴、气候变化应对、预防性保护与科技赋能四大维度，系统梳理了中国在该领域的成长轨迹与实践经验。
中国通过构建“硬件建设+能力建设”双轨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人才队伍的规模化与专业化。自1995年启动国际合作培训以来，专业人员数量由最初的82人发展至当前的5000人，增幅达60倍。此进程推动了三方面显著突破。硬件升级：依托国际合作搭建专业化实验室平台，突破了传统“师傅带徒弟”的单一传承模式。理念更新：系统化、科学化的保护理念逐步取代经验主义实践。实践赋能：典型案例包括故宫太和殿维修前由意大利专家实施的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技术培训；以及中日韩联合实施的“丝绸之路沿线专业人员五年培训计划”，为后续跨国遗产申报（如“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同时，中国积极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贡献“中国方案”，践行“最小干预、传统工艺”的核心保护原则。柬埔寨周萨神庙修复项目：历时30年，是中国迄今援外时间最长、投入最多的文物保护项目。项目从初期因对国际规则认知不足，逐步发展为后期严格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涵盖主体结构修复、环境治理与考古研究。其第四期工程已被列为十年重点项目，标志着中国援外文物保护水平的全面提升。尼泊尔加德满都九层神庙震后修复项目：协议明确要求采用当地传统工艺与材料，中方通过启用本地工匠成功实现了技术本土化转移，彰显了文化尊重与协同创新。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保护项目：成功化解了西方教堂类建筑修复模式中的文化适应性差异，为中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树立了规范性范式，获得国家层面高度关注。这些项目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遗产领域的话语权，并成为迈向“保护强国”的重要支点。
面对气候变化对石窟寺等遗产构成的威胁，中国通过价值理念更新与技术路线创新双轨并进。准则升级：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本土化修订，到“威尼斯宪章中国版”的译介推广，2015年后准则拓展至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维度，形成涵盖五大价值的综合体系，强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融合保护。系统性保护：将遗产本体、周边环境及排水系统纳入整合规划，如四川安岳石窟通过岩体加固与微环境调控应对风化侵蚀。数字化预防性保护：利用三维扫描、虚拟重建等技术建立文物“数字孪生”，为遗产留存永久性数字备份，推动保护模式由被动抢救向主动预防转型。
随着文化景观类遗产价值的日益凸显，需进一步关注人口增长与资源约束背景下的可持续管理。中国需继续深化国际合作机制建设，通过科技赋能与标准输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从中国·中亚历史城市网络研究看世界遗产的未来发展》
董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主持人
董卫回顾了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四十年的成就与挑战，他指出中国世界遗产总量领先的同时，遗产分布密度仍有提升空间。基于团队自2015年起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开展的历史城市研究与调研工作，董卫对比世界遗产的分布地图，谋划未来以“丝绸之路”申遗为纽带，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国际合作新路径。
随后，他介绍了团队在中亚地区的初步研究案例，指出中亚五国作为“世界历史的枢纽”，其城市网络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簇群城市”特征。借助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和名城保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帮助中亚国家讲好自身的文化故事。
董卫强调，丝绸之路不仅是历史通道，更是一个多元文化空间网络概念，应当以这种文化空间网络思维来理解中亚城市间的历史关联性。这为推进与中亚国家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简要梳理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的进展：2014年，“长安－天山廊道”成为首个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跨国丝路项目；2023年，“扎拉夫尚-卡拉库姆廊道”成功申遗；目前，“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申遗正在积极推进中。这些进展表明，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庞大、复杂、多样性的历史城市网络，正在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得到系统性的保护。
以费尔干纳盆地为核心，他列举了锡尔河沿岸的康卡、明铁佩、库瓦等一系列重要古城遗址的保护现状与挑战，这些遗址不仅展示了中亚历史城市的一些共同特征，也有着不同的空间形态，它们在遗产保护方面也面临不同的挑战。而随着中吉乌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费尔干纳盆地的这些历史城市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有可能在遗产保护、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形成更好的联动与融合机制。
董卫指出，中亚国家当前面临的遗产保护挑战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十分相似：大规模城市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使历史城区不断碎片化，遗产保护不得不让位于城市建设，而在这种复杂状态中不断成熟的中国名城保护理论与方法、政策与法规体系和大量实践案例，以及“新型城镇化条件下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理念，都可以成为中亚国家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历史上，中亚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形成一个个文化特色鲜明的城市簇群，古老的丝绸之路曾将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现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推动下，我们有可能在更大尺度上再次将众多的中亚历史城市编织成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文化空间网络系统。
董卫呼吁国内外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及企业加强协同，优化协同机制，把城市丰富的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和自然资源有机融合，使之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上述谋划与实践，他期待在全球遗产保护格局中，开辟以中国经验为支点、以国际合作为桥梁的中亚历史城市保护发展新路径，为亚洲多元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 专题报告 —
《从保护到共生：社区力量推动考古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张谨，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院长
考古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彼此赋能的共生关系。考古遗产可以从经济、文化、环境、教育四重维度为社区注入活力，社区则以提供保护力量、活态传承、本土知识以及协调矛盾反哺遗产保护，二者可以通过“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形成良性循环的机制，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这在中国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
相互赋能：从“单向保护”到“双向滋养”
考古遗产主要从四个方面为社区发展赋能。一是经济价值。通过遗址公园、博物馆等文旅载体激活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为社区创造就业与收入。二是文化凝聚。作为共同记忆的载体，考古遗址能增强居民文化认同与社区归属感。三是环境改善。遗址保护工程同步升级社区基础设施与生态景观，提升宜居性。四是教育休闲。遗址空间成为居民学习历史、放松身心的“文化客厅”。
社区对遗产保护的反哺作用同样明显。一是居民通过在就业、居住环境等方面受益能积极参与遗产保护。二是居民传承技艺、节庆等活态文化能让静态遗存融入当代生活。三是社区沉淀的本土知识能填补考古信息空白。四是共享机制能协调遗址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
“中国实践”的多元探索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构建“生态公园+活力环”的模式，成为诠释“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典范。
其一，文化激活社区。2011年《村民公约》构建“熟人社区”“良渚秋社”60场社群共创活动等“村”系列活动与线上线下议事机制强化了居民参与感；其二，创新保护机制。分级分类为居民建房保障遗址安全，以及“飞地”模式（如区外发展大厦反哺村集体）将保护压力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加上“社区大党委”统筹多元治理等措施，推动了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协同共进；其三，产业驱动振兴。开发600余款文创产品、集聚千家企业，以及开展乡村研学等发展出新兴产业，让居民就地安居乐业。良渚证明，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同频共振，关键在于促进科技、文化、机制、产业四维度的协同融合：以数字化守护遗产，用文化活动激活社区，靠创新机制保障民生，借文化产业驱动发展，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发展的局面。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没有“就保护而保护”，将居民与遗址隔离开来，而是通过遗址公园与“陶阳里”街区融合的方式，成为全球陶瓷创作者的圣地。
一方面，通过修缮老宅保留制瓷作坊与市井商贸的街巷脉络；另一方面通过主客共享的空间——本地匠人创作地+游客体验地——让传统技艺“活”在当下。最后，社区居民作为活态传承者，以代际技艺延续并创新陶瓷文化的生命。
其他案例亦各具特色。比如三星堆遗址公园规划中将“活力环”引入文创社区；成都位于市中心的足球场变成开放式遗址公园；洛阳20平方公里遗址建考古研学基地；宋代皇陵延续农耕保护；蜀道遗产带动居民加入旅游产业等等都以多元丰富的实践方式推动着考古遗址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向奔赴。
以上实践给我们如下启示：思维转变是前提，社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主人”；机制建设是核心，需清晰分配利益、畅通参与决策；融合发展是关键，将保护与经济、环境、教育结合；讲好故事是纽带，挖掘遗产与社区生活的联结。最终，让遗产融入社区日常，让保护成为社区居民的自觉行为——这正是中国智慧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
《历史城区应当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岩，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历史城区既是历史上城市规划建设的杰出范例，也是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活态载体，更是民族认同感和乡愁记忆的空间场所。
刘岩指出我国60项世界遗产中，以“历史城区”整体入选的项目占我国世界遗产总数的5%，与全球世界遗产大国此类型遗产占比形成显著差距，这反映了我国在整体性保护与国家认可度之间尚有不少提升的空间。结合多年在历史城市开展的工程实践案例，他提出四大实施探索路径，旨在推动更多中国历史城区走向世界。
扩大视野，注重古城格局与传统风貌的整体保护。以苏州为例，在地毯式普查54个街坊的“古城细胞解剖工程”基础上，通过分级保护机制、“资产归集”模式和数字化赋能，从整体视野到体系构建、到完整性保护，不断织补山水格局、古城风貌和街巷肌理。
建立综合保护体系。以南京为例，用20年时间从老门东片区起步，至城墙、秦淮河等线性要素逐步修复，形成由点到线及面的综合保护体系，呈现古城的完整性，凸显城市特征。
关注既有建成区的复兴。以绍兴为例，在良好现状基础上通过古城专项资金支持肌理修补，提升真实性与完整性，向世界遗产标准靠拢。
有计划地长期进行城市整体特色骨架与环境提升。以景德镇为例，自2012年起景德镇制定1个历史城区、6个文化街区、2片风貌区、3个工业遗产区的“1623”修复计划，坚持一张蓝图不变、层层推进，现较为完整的历史城区格局已形成，为2022年开展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奠定了坚实基础。
《哈尼梯田的多层级空间凝聚力》
罗德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罗德胤介绍，分布于82个村寨的元阳县哈尼梯田总面积约100万亩，由梯田、村寨、森林、循环水系四要素同构，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与生产系统。申遗初期，面临两大难题：村寨风貌恢复及其突出普遍价值（OUV）论证。申遗项目组长期驻守现场，进行深入调研，通过指定阿者科为标志性村寨，恢复茅草顶，解决风貌问题。在OUV论证上，与菲律宾梯田对比，哈尼梯田具有面状展开、精耕细作的独特性。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多维度挖掘出其超越景观表象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凝聚力机制，从而深化了对OUV的论证。
在空间凝聚力方面：村寨之间，通过葬礼杀牛习俗拉近感情、促进合作，扩大梯田生产；村寨内部，以寨神林与磨秋场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强化内部认同；民居内部，将火塘作为家庭中心，最大化客厅空间，以此形成紧密家庭联结。
在立体共生方面：哈尼、彝、苗、壮、傣等民族在不同海拔带交错分布于梯田范围内，形成“立体气候”格局。不同民族的建筑形制相互补充，推动跨民族合作与资源共享。
罗德胤指出，哈尼梯田的杰出普遍价值不只体现在物质形态，更在于这种由“火塘-寨神林-葬礼-立体民族分布”构成的多层级社会空间凝聚力机制，它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共同造就其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与文化深度。
《河南郑州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殷丽娜，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二所主任工
殷丽娜介绍，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的核心是价值评估，旨在揭示建筑群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研究突破传统认知，通过建筑史、考古、历史等多学科交叉，厘清各建筑的真实历史功能与文化内涵。例如，中岳庙实为历代国家祭祀中岳的礼制建筑，少室阙与启母阙是古代祠庙的神道阙，嵩阳书院历史上历经儒释道流变。研究进一步挖掘出这些建筑汇聚于嵩山的共同动因——中国古代“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先民认为登封阳城为“地中”，并在此开展天文观测（如周公测景台、观星台）、国家祭祀与文教活动，使嵩山成为该理念的实物见证。
价值评估成功将国内“三大价值”体系对接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强调整体性的保护规划。规划不仅涵盖单体保护，更创新性地从空间、功能和管理层面解决整体问题：建立文化遗产景观大道串联各点，将历史路径纳入保护范围，协调周边发展控制大尺度环境影响（如限制观星台周边煤田开采），并构建整体展示体系，全面真实展现“天地之中”价值。该规划的实施既保障了申遗成功，也显著提升了当地文物保护水平，体现了深入的价值评估与整体性规划在遗产保护中的关键作用。
《从世界文化遗产到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
杜凡丁，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一所所长
杜凡丁表示，石窟寺是我国文化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全国有将近6000处石窟寺，其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石窟寺10处。
近年来，石窟寺的展示利用取得了长足进步与发展，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游客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他石窟寺的关注度较低。其次，目前石窟寺的展示方式较简单，对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展现不足。对旅游的深度体验、文化品质有一定要求的中青年成为旅游消费主体的需求满足程度较低。
为适应石窟寺保护、展示、利用、管理要求，国家文物局提出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构想，并以川渝地区作为最初实践地。川渝石窟寺的数量占到全国将近一半，其中以中小石窟为主，年代从南北朝一直到两宋元明清，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中国石窟的发展历程。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以核心园区为引领、中小石窟为支撑、文物主题游径为骨架的全要素复合型保护展示体系。
通过分析川渝地区石窟寺发展历史、文物分布、文旅、交通、政策趋势等各方面情况，形成了由一个川渝石窟寺文旅大环线，广元—巴中、乐山—成都、资阳—大足三个发展极，首批12个石窟寺核心展示园，以及八条区域文物主题游径构成的整体布局。其中一个重要思路是展示石窟寺的全要素构成，接下来是利用游径串联中小石窟。以资阳—大足文物主题游径为例，这两个区域的石窟寺大概有700多处，是我国石窟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被称为石窟艺术的最后高峰。我们遴选出具有较高展示利用潜力的石窟寺、与石窟寺密切关联的古道、村落、景观、非遗等相关资源，以及对游径形象构建及旅游体验有支撑作用的文博场馆、文创园、农文旅景区等旅游资源，以石窟寺中的神仙体系、幽静山野间的精美菩萨造像、石刻经文与高僧墓葬为故事线索，以打卡拍照、轻度户外探险、历史文化研学为主打体验，设计出“打卡石刻神话”游径产品。
我们还关注大足石刻的五山联动，通过故事引领、微景观塑造串联起许多中小石窟，在讲好石窟寺故事的同时助力乡村振兴。今年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资阳大足石窟石刻文物主题游径作为唯一一条石窟寺主题游径，被评为2024年度优秀文物主题游径。
《世界遗产促进建立韧性和包容性社会的中国实践——以云南景迈山为例》
邹怡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保一所主任工
邹怡情以景迈山遗产保护实践为例，着重阐述了世界遗产如何促进建立韧性和包容性社会的深度思考。
首先，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世界遗产领域的重要责任，应把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保护工作的核心。国际社会早已明确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世界遗产保护的目标，景迈山的实践正是对此的积极响应。她提出，遗产保护工作需超越传统范畴，主动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包容性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和平与安全。
其次，景迈山遗产保护实践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活态保护之路。作为全球首例茶文化景观遗产，景迈山的价值远不止于“申遗成功”。其千年延续的林下种植传统、依循自然规律的土地利用智慧、与山地环境高度适应的村落布局和民居建筑，无不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哲理。布朗族、傣族居民通过口传心授与传统实践，守护着一套充满韧性的生产生活系统。在疫情期间，这套系统展现了惊人的稳定性——传统医药知识守护健康，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抵御经济波动，充分证明了乡土智慧应对危机的强大能力。
在实践中，团队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活态遗产保护理念。通过建立多元参与主体，让社区真正在遗产保护管理过程中发声。同时，搭建不同空间尺度和各层级相衔接的保护工作框架，将宏大的世界遗产理念落地到具体的民居改造指导、建设申请审核、社区培训等可操作措施中，真正实现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最后，她总结了对世界遗产保护意义的思考，景迈山为构建韧性、包容社会提供中国方案。景迈山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信，更激发了文化自觉。年轻人返乡创业，社区主动挖掘故事，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妇女地位显著提高。它生动诠释了世界遗产成为增强社区韧性、促进社会包容、驱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
遗产保护工作永无止境。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更深责任与持续探索的开始。作为专业力量，团队将继续致力于价值研究、实践创新与共识凝聚，寻找最适合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为下一个四十年的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思考。
— 总结展望 —
四十年的理论构建到实践创新，从初期加入世界遗产的蹒跚学步，到今天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力量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体系的中坚力量。
清华大学四十年来在世界遗产领域不断探索，从学术研究到实践应用，结出了累累硕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深耕历史城市保护研究，在不断实践中形成了涵盖建筑史、城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交叉学术传统，为中国世界遗产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关注物到关注人，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发展，从单一对象走向复杂体系，创新是清华的底色。今后，清华同衡将汇聚清华大学在人文（古文献、科技史、博物馆）与科技方面（人工智能、物联网、岩土工程）的优秀团队，继续为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论坛在思想碰撞与智慧交融中圆满落幕，但世界遗产保护的征程从未止步。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成功搭建了跨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平台，也让诸多专家学者、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业者以及高校师生汇聚一堂，共享宝贵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时代背景下，主题论坛为系统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促进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提供了真知灼见，贡献了具备前瞻性的中国智慧。
回望“四十载同行”，收获的是经验与信心；展望未来，肩负的是更重的责任与使命。站在新的起点，清华同衡将继续秉持专业精神，与全球遗产保护同仁一道，携手应对挑战，探索创新路径。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个四十年，世界遗产事业能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根与魂，让跨越时空的灿烂瑰宝，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焕发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