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是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系统记录文物从普查登记、考古发掘、修复保护到保管利用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小到一件文物的尺寸、材质、纹饰细节，大到其出土背景、流传脉络、历史价值阐释，均被纳入其中，是承载历史文化价值的具象化、系统化载体。我国文物档案管理工作始于1961年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文物管理单位需为馆藏文物建立档案”，历经60余年发展，已构建起覆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各级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完整档案体系。当前，我国文物保有基数极为庞大，对档案管理的效率标准、精准程度以及资源整合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并非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领域的浅层叠加，而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等技术为核心支撑的业态创新形态，其本质是通过技术赋能，重构行业的生产模式与管理逻辑。在文物档案管理领域，“互联网+”的核心价值集中于两点：一是打破传统纸质档案“物理存储”的时空限制；二是消除不同机构、不同环节间档案数据的“信息孤岛”，最终推动文物档案从“静态保管”模式向“动态利用”模式转型。

“互联网+”环境下文物档案管理优化的核心意义

提升档案利用效能，打破时空与场景壁垒。传统的纸质文博档案存在“存藏分散、检索困难、共享受限”的困境。受实体存储的制约，需要人工翻阅台账进行信息查询，并且从其他部门调取相关档案，手续繁琐，费时费力；另外，档案资料共享主要分布在各文博单位内部，对外和公众开放度较低，有些研究者不能便捷检索查询资料库。

在“互联网+”环境下，一体化文物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实现档案一次检索、一键调取。经相关人员授权后，可在全国联网的文物档案数据库中查看，现场扫描实物档案编号后，直接获取文物资料和数据信息，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促使档案由“机构内部资产”向“公共文化资源”转变，为公众教育以及历史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

强化档案保存安全性，降低管理风险。传统纸质档案面临自然与人为双重风险：温湿度波动、虫蛀易致纸张霉变，操作失误、意外事故可能造成损毁；且纸质档案复制成本高，珍贵档案材质特殊难以多次复制。未采取特殊防护的纸质档案年损毁率约0.3%，损毁后基本无法复原，造成不可逆的历史信息损失。

“互联网+”时代的电子档案，则通过建立“多重备份、加密存储、溯源追踪”的安全防护系统，一方面采取“云端异地备份+本地硬盘镜像”的多地互备机制，避免数据丢失；一方面利用区块链全程记录档案的每个操作步骤，保证其真实可靠并实现数字化调取，从根本上避免了档案的磨损，延长了档案的“生命周期”。

节约管理资源成本，实现绿色高效运营。传统档案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花费较多的纸质材料、档案盒等耗材，以及库房、购买设备、日常设备维护等，费用占文保单位年度支出的10%-20%。

利用“互联网+”模式，电子档案节省了80%以上的耗材、库房开支；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加入使档案整理效率提高数倍，极大减少了重复劳动。这样的“降本增效”有助于基层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促进行业资源向优化配置和绿色可持续运营发展。

“互联网+”环境下我国文物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概念与标准不统一，数据及系统协同不足。目前我国文物档案缺乏全国统一的分类定义与标准，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文物档案”与“藏品档案”“保护档案”的边界，不同层级文博机构分类方式存在差异。这导致数据字段不匹配，跨区域查阅需手动转换查询条件，影响了工作效率。

技术应用滞后，未形成“互联网+”全链条管理。行业内电子档案管理多处于碎片化、初级化阶段，多数基层单位仅完成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未建立“采集—存储—分析—利用”的智慧化管理平台，档案数据分散且难以自动更新。部分单位缺乏专业安全设备与人员，电子档案存在泄密、篡改风险。

人员素养待提升，适配数字化需求有差距。“互联网+”背景下的文物档案管理，需要兼具文物保护、信息技术、档案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基层人员数字化操作能力有限，部分人员仍停留于“重保管、轻利用”的传统理念，且现有培训较少涉及大数据、区块链等内容，导致人员能力与技术进步脱节。

“互联网+”环境下文物档案管理的优化路径

统一概念标准，构建规范化管理体系。完善法律政策依据，推动《档案法》《文物保护法》的修订，明确“文物档案”的核心定义为“记录文物全生命周期、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类载体信息总和”，清晰划分普查档案、修复档案、藏品档案的内涵边界。依据《“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制定《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规范》，统一分类标准（基本信息、普查记录、修复方案、保管利用、研究成果五类）、数据格式标准（文字PDF/A、图像TIFF、视频MP4、三维模型OBJ）、编码规则（行政区划代码+文物唯一编号+档案类型代码）。

强化学术理论支撑，鼓励高校、科研单位设置“文物数字化保护”“档案数据标准化”等研究方向，在数据建模、跨系统协同方面开展研究；定期组织专题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为相关标准化工作把关和出谋划策，保证标准本身既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又要便于应用和实施。

构建协同机制，打通文物档案与修复档案的数据闭环。搭建一体化管理平台：开发“文物档案智慧管理系统”，做到数据实时同步。开发“数据联动”功能，即采集的文物基本信息生成修复单推送至修复机构；修复完成后，由机构上传相应资料，经审核确认后，由系统自动回传同步到文物及保管档案中，构成一个“文物—修复—更新—利用”的完整循环。

革新技术体系，打造“互联网+”智慧档案管理模式。建设四级智慧管理平台，基于云计算形成“国家—省—市—县”的四级云端平台，“数据集中存储、分布式利用”，国家级统筹标准和监管，省级集中区域内数据，市、县负责本级采集，具备智能检索（多维查询）、可视化展示（3D建模、时间轴）、智能预警（备份提示、防护预警）等基本功能。融合前沿技术应用，通过引入区块链实现档案追溯存证；运用AI做OCR文字识别、图像破损标注、档案智能分检；开展“6S管理技术”试点，提高管理水平。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实行“四级权限管理”，即浏览者、录入者、审核者和管理员，并制定好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安全应急演练和漏洞扫描等工作。

强化人才培养，打造复合型从业人员队伍。优化人才选拔机制，针对“文物保护技术”“档案学”“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毕业生招聘工作人员；按照“人才引进计划”招录复合型人才；组织有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数字技术，培育多元化的队伍力量。完善分层培训体系，开展基层“数字化基础培训”（平台操作、数据录入）；中层“技术应用培训”（大数据工具、数据协同）；高层“战略思维培训”（趋势研判、政策解读）。采取“线上＋线下”模式，线上收集知识，线下培训实操。建立激励考核机制，对数字化工作成效进行绩效考评，并作为评先选优及晋职晋级依据；对于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设立“文物档案数字化创新奖”。

健全保障体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拍摄并发布“文物档案数字化”科普片；采取VR参观、修复直播等方式让受众了解保护修复成果；在博物馆中设置“数字化体验区”，获得群众理解与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立“文物档案数字化专项基金”，中央财政支持国家级平台及标准建设，地方财政负责建设市县级平台和开展基层培训，吸引社会资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众筹方式参与其中，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途径。完善监督评估机制，针对“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评估体系”标准执行、数据质量、技术应用、安全防护、社会参与度等方面，由国家文物局联合第三方建立“文物档案数字化管理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并以此为基础推荐先进地区给予政策资金支持。对评估结果不合格者要求其限期整改。

“互联网+”为文物档案管理行业带来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分散到协同、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文物档案管理的优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管理理念的深刻革新——打破“重保管、轻利用”的传统思维，将档案从“库房里的沉睡资源”转化为“可动态利用的文化资产”。未来，随着5G、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文物档案工作将驶入发展快车道，进而迈向智慧化的新时期。这需要政府部门、文物机构、科研院校、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以标准化为基础、技术化为支撑、人才化为核心、协同化为保障，让文物档案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新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