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市保存着两块穿越千年的“石质史书”——东晋爨宝子碑与南朝刘宋爨龙颜碑。前者现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学爨文化博物馆内，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因碑体高1.83米、宽0.68米，形制略小而俗称“小爨”；后者现存于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斗阁寺，刻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年），通高3.38米、下宽1.46米，体量宏大故俗称“大爨”。两碑合称为“二爨碑”，刻制年代虽相隔53年，却共同承载着中原文化的深厚根脉。

公元339年（东晋咸康五年）至公元748年（唐天宝七年）间，南中大姓爨氏家族统治云南400余年，“二爨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边疆与中原地区文化深度交融的实物见证。1961年，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名列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职官、纪年的中原化遵循

在职官体系上，两碑记载的官职均源自汉晋中原官制。爨龙颜碑载墓主官职有“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其祖父为“晋宁、建宁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父亲为“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其中“龙骧将军”为三国魏始置的三品武官，“刺史”“太守”是汉晋地方军政核心官职；碑阴更以三列题名，按“龙骧将军”“镇蛮校尉”“宁州刺史”三职分设将军府、校尉府、刺史府属官。“府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功曹参军”等职位，与《晋书·职官志》《宋书·百官志》记载的中原军府、州府建制完全一致，48名职官中虽以南中大姓为主，却以中原职官架构权力结构。爨宝子碑亦载其任“振威将军”“建宁太守”，仕途历经“州主簿、治中别驾”，这些均是中原地方行政体系（州、郡）的标准官职。两碑职官记载相互印证，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云南边疆已将中原官制作为治理核心，实现了行政制度的中原化。

在纪年方式上，“二爨碑”严格遵循中原“奉正朔”传统，以王朝年号为时间基准。爨宝子碑落款“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旬立”，“大亨”是公元402年东晋桓玄政变后所改年号，虽仅使用了一年，即变更为元兴、义熙，“大亨四年”应为义熙元年（405年），但核心在于爨氏家族从未采用过本土纪元，而是始终主动纳入中原纪年体系；爨龙颜碑则署“大明二年岁在戊戌”，采用刘宋孝武帝年号。这种选择本质是对中原王朝正统性的认同。

华夏世系的认同与儒家价值观建构

爨龙颜碑开篇即称“高阳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将远祖追溯至中原上古帝王颛顼、祝融，又提及“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将家族与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关联。这种祖先叙事，强调爨氏家族始祖的华夏谱系，强化“源自中原”的文化身份。爨龙颜碑称颂墓主是“敷陈五教”“绸缪七经”“曾闵比踪”的典范。“五教”是儒家倡导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七经”通常指儒家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及《仪礼》《周礼》（或《孝经》《论语》），“曾闵”是指孔子弟子曾参、闵子骞，以孝闻名，说明儒家思想已成为爨氏家族行为准则。

隶楷嬗变与汉碑范式的同步呈现

两碑是隶书向楷书嬗变的关键实物，与中原汉字演变节奏完全同步。爨宝子碑字体朴拙古雅，横画收笔多带隶意的波磔，竖画刚劲短促，已见楷书方笔萌芽；爨龙颜碑则更显雄强茂美，既保留“日”“月”等字的隶书结构，又在“君”“颜”等字的撇捺处展现楷书的舒展。云贵总督阮元在爨龙颜碑上刻题跋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康有为称赞爨龙颜碑为“神品第一”，誉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还说“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然其高美，已冠古今”（《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对“二爨”碑推崇备至。两碑中异体字、通假字的使用与魏晋南北朝中原文字隶楷并存、俗体流行的特征一致，证明云南边疆的书文形制始终与中原同频，汉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载体的地位从未动摇。

二碑在文体形制上遵循中原汉碑“前序后铭”范式。爨龙颜碑以散文为“序”，详述爨氏世系、爨龙颜仕历与平乱功勋；以28句四言韵文为“铭”，颂扬其“独步南境，卓尔不群”的功绩。爨宝子碑虽篇幅较短，仍遵循“述生平—表哀悼—颂德行—落纪年”的结构，开篇以碑额“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明身份，正文述籍贯、品性、仕途与离世，结尾以“呜呼哀哉”的诔辞表哀悼，标注立碑时间。在碑刻装饰上，爨龙颜碑额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碑穿左右刻日、月，源自中原“四象”与“日月崇拜”的文化符号，与汉晋中原碑刻的文化符号相同。这种对中原碑刻体例的完整借鉴，说明云南边疆已深度接纳中原的文书规范与艺术审美。

丧葬仪轨与文化规范的深度趋同

在丧葬仪轨方面，爨龙颜碑记载其去世后“追赠中牢之馈”，“中牢”即“少牢”（猪、羊二牲），是中原诸侯级别的祭祀礼制，表明爨氏家族将中原丧葬礼仪作为身份象征，遵循“礼有差等”的中原礼制原则，而非采用本土祭祀方式。在文化规范上，两碑均采用中原典雅的文言文书面语，以四字句为核心句式，兼具长短句变化，既符合中原文言文“凝练庄重”的特点，又延续了中原碑铭“颂赞结合”的文风传统。尤为关键的是，碑文无论是叙事、评价还是颂赞，均以中原文言文为唯一载体，说明中原文化的语言文字体系已成为边疆精英阶层的主要交流与书写工具，文化审美与表达习惯实现了与中原的统一。

魏晋南北朝虽是中国政权更迭频繁的“分裂时期”，但“二爨碑”的存在打破了“分裂即文化割裂”的刻板印象。从政治制度的全面效仿到儒家思想的深度渗透，从文字书法的同步演变到礼俗的趋同，两碑见证了云南边疆地区主动认同、吸纳中原文化的历史。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