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市区去往云冈石窟路上的武州川岸畔有一座观音堂。堂外立一双面琉璃三龙壁，堂内一座观音大殿居于院子中央，殿后是三间窑殿，原为三圣殿。大殿前院东西两角建有关帝殿和财神殿，两殿后分别为钟鼓楼，二殿二楼都极小巧。出了二门迎面是坐南面北的乐楼（戏台），乐楼下有券洞。观音堂的山门低于寺院，开于堂之东侧，从寺院山门到窑殿，顺着山坡叠次而上，玲珑精巧，雅致而清幽。

创建年代诸说

关于观音堂的创建年代，民间有传说，地方史志和寺院里留存的碑碣也有记载。观音堂的创建年代有北魏说、辽代说、金朝说。

北魏说

清顺治八年（1651年）兵部右侍郎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重建观音堂大殿，其所撰碑文中提到观音堂来历，但行笔十分慎重。只用“然庙创于拓跋氏，迄今兴废洊臻而法像犹存”一语带过，而无真正考据性的介述。也许“庙创于拓跋氏”的说法不一定是凭空而论，但从佛教的译经史看，北魏时期并未形成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观音崇拜，“犹存”的“法象”不会是现在的观音堂。换言之，现存的观音堂不可能是北魏时期修建的。大同知府吴辅宏于任上召陈万吉等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撰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刻印成书的《大同府志》，卷六“武周山石窟”条下记“旧志载石窟十寺，其名详见祠祀，疑即《水经注》所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者，已无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观音堂犹存石佛数尊，或其遗也”，仅是推测而已。

金重熙说

最早记载大同观音堂建造年代的文字是明正德年《大同府志》：“观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修。相（像）有飞来佛。”观音堂内所立关于建寺时间最早、要素最全的碑刻是《明万历三十五年陈所学碑记》，碑载：“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古刹，流传原地名蝦蟆石湾，怪物数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往水门顶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父老聚族而议，山势峣屼，不便修庙貌，请得移平地便。旋蒙神显灵异，顿徙坦途。繇是大众鸠工立寺。”观音堂内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吴伯舆（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升户部督饷郎中司饷大同）撰《礼观音堂有序》碑也提道：“堂去城十五里，地名蝦蟆石湾。金重熙年间，大士忽现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来自秦之万佛洞，住水门顶山头而降众魔。寻以地方祷请，移驻山下而堂成矣。”此碑文为吴氏戎马倥偬抒怀之作，无暇于考证，所言观音堂事，不过陈所学文的简略版。清顺治九年（1652年），清代大同首任知府胡文烨重修大同志，名《云中郡志》，志中也记：观音堂“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间建。传有一尊飞来佛。明宣德三年修。”由这些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观音堂位于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蝦蟆石湾西、水门顶山头对面山脚，建寺时间为金重熙年间六月又九日，像有观音菩萨、明王、胁侍等，观音显圣，降妖弥灾，路通民宁。但金朝22个年号之中，并没有“重熙”这个年号。“重熙”是辽代第七帝兴宗耶律宗真的第二个年号，从1032年至1055年，共13年。

辽重熙说

清乾隆版《大同府志》，卷十五“祠祀”中记观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湾，辽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万历三十五年重修，提学副使陈所学记，碑存……”乾隆之后，清道光黎中辅（道光时大同知县）、杨霖修《大同县志》（1830年）时，完全沿用吴辅宏的观点，几乎是抄录了吴辅宏的《大同府志》。

金淳熙说

大约是吴辅宏发现了“金朝”与“重熙”的不对应，于是把观音堂始建时间“金重熙”，改为“辽重熙”，并在志中提示了“陈所学碑”，刻意示人，是他纠正了陈所学的“金重熙”之误。吴辅宏的改动，虽然在字面上使观音堂始建时间的国号和年号相符，但终因没有确凿证据而和者盖寡。而在乾隆后观音堂又立的五通碑中（道光碑二通，同治、光绪、宣统碑各一）竟无一采信。

存于观音堂西碑廊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碑对观音堂的始建时间又做出了新的判断，非常引人关注。碑载：“云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蝦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碑文中出现了“金淳熙”的新提法。很显然，此碑的作者对于吴辅宏的修正不以为然，并对乾隆年之前明、清志书、碑中反复出现的“金重熙”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最后认定：“重熙”乃是与金同时期南宋年号“淳熙”的同音笔误。“淳熙”（1174—1189）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赵昚的第三个年号，与金朝世宗完颜雍年号“大定”（1161—1189）有重叠。由于汉族史书在记录北方族群事件时，常用相对应的汉族政权的正朔纪年，又恰巧南宋“淳熙”和辽之“重熙”在本地读音中为同音，于是这一字之差，造成了一桩历史公案。

创建年代考证

一般地讲，在史志研究中，当时间性证据出现相异或矛盾时，我们会“就远不就近”。也就是说，更重视那些比较古老的线索和证据，因为它距离研究对象更加贴近一些。第一性的时间证据是明张钦的正德版《大同府志》，他讲观音堂建于金代，比清吴辅宏的乾隆版《大同府志》提出观音堂建于辽代，整整早了237年。在证据链条之上，如果出现志书的记载和碑石记载有异或矛盾时，我们会就碑不就志。对于一件具体事物，碑记往往会更精准、信息量更大，因而采信度更高。比如观音堂堂内碑石15通，碑文17篇，无一石一碑言“辽”者。辽建只有吴辅宏《大同府志》与黎中辅《大同县志》二证，且《大同县志》完全抄录于《大同府志》。也可以说辽建仅为孤证。

再来分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重修观音堂碑记》。碑文有600余字，碑文记述了自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共六次对观音堂的修葺，且这六次实际上是一次完整的具有延续性的多阶段修葺。这项工程历时31年，涉及人员之广，修葺项目之繁令人感叹。碑文中所提到的用事主角孙缵绪尤其不容忽视。作为这项修缮工程的灵魂人物，孙缵绪的先人早已“效力于斯寺”，即孙家历代均为善信之徒。孙缵续等人在长期修葺庙殿、石像的过程中应是完整考察了前人的所有记述后得出的结论。准确修正了明正德志中错用辽代“重熙”的笔误，改正为南宋正朔纪年之“淳熙”。

同时，在对观音堂兴建时间进行断代时，还要考虑当时的宋、辽、金具体的国情以及地缘政治形态。根据寺内碑载，观音堂内造像是由秦或西秦故地移来。观音堂考察小组地质学工程师张永兴和单学毅对观音堂的21尊石像以及陕北与甘肃等地被称作万佛洞的宋金石窟石质进行了专业性考察，并通过实验室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观音堂早期的16尊石像（主尊观音像1尊、左右胁侍菩萨4尊、菩萨化身1尊、八大明王8尊、护法2尊）石质均与本地石质相异，而与陕北延安清凉寺（也叫万佛寺）石窟中的石质相一致。此结论与观音堂传说中的像由秦或西秦“飞来”也是高度吻合。然而，在辽重熙年间，这一地域归属于北宋统辖，它与观音堂所在的大同（辽）分属两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从宋地迁移数尊石像至辽境内的寺庙，可能性极低。而到了金代，不管是（西）秦故地还是大同，都同属于金，石像产地和所移至的寺庙同属一国，整个迁移过程也都在一国境内。因此，从石像迁移的可行性来说，观音堂始建于金的可能性也更大于辽重熙年间。

在大同市善化寺的碑石旧藏中也曾发现过一通与观音堂“创建”相关的碑石。这是一块金代八棱青石幢，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二月十九日立。这通石幢上刻着一篇《□□□□□慧明真济大师塔铭》（前五字已漶损）。塔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金代临济宗比丘尼慧明真济大师修行传法、护佑众生的事迹，从可识别的碑文中可以理通文意：慧明真济大师，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年）出生于辽西京大同府怀仁县下岭，俗姓沙。“至皇统三载（1143年），大扇悲门，拯恤陕西流移饥生，特受四字‘慧明真济’之号。尝□□院，创建观音堂，金彩之像两□洞内，绘三世三千之圣容。”这段话的意思是：金皇统三年的时候，陕西发生饥荒，灾民流徏于西京大同府，比丘尼大开悲门，拯救恤佑流徏者，以急难救苦的悲悯，得受“慧明真济”的称号。他又开救济之院，创建了观音堂，塑“金彩之像”，绘“三世三千之圣容”。金皇统一共9年，从“三年”起，拯救陕西灾民，到得受“慧明真济”之号，再到广募善金，最终建成观音堂，大约已是金大定年间的事了。当然，这座塔铭上所载的观音堂是否就是我们正在调查考证之观音堂，尚需进行更加严密的考察和论证，甚至还要期待新论据的发现。

综上，观音堂建于金大定年间（南宋淳熙年间）更具说服力。

（作者单位：云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