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内容

甘肃省岷县博物馆馆藏明代书法家文徵明行书大字七律诗碑两通，二碑同高182厘米，一碑宽98厘米，另一碑宽81厘米。此二通碑均两面镌刻，每碑阴阳分别各刻《上巳》《九日》诗一首，共四首，内容为文徵明自作七律诗。

以下两首是有关重阳节的《九日》诗作：

一

何处登高写壮怀，生公说法有遗台。

漫修故事携壶上，不负良辰冒雨来。

应节紫萸聊共把，待霜黄菊故迟开。

白头八十三重九，竹院浮生又一回。

二

雨晴秋色满陂塘，风猎平畴晚稻香。

白发又逢吹帽节，夕阳来上振衣岗。

短蒲衰柳俄惊晚，黄菊茱萸总待霜。

却笑渊明缘不浅，一年一醉远公房。

文徵明，名壁，字征明，后世以字行，更字征仲，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籍衡山，因此自号衡山居士。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风雅盟主，享有盛誉的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和鉴藏家。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他是“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与祝允明、唐寅和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何处》这首在他的一件存世草书立轴跋尾中注作《重九》，而在另一件文徵明《行草十六首游宴诗卷》中又称《九日雨中虎丘登高》，标题意思基本相同。虎丘即虎丘山，在吴县西北，为苏州胜地。诗中道出了作者已至垂暮之年，尚且在重阳日冒雨登高并即兴赋诗。《雨晴》亦是作者重阳日登高赏景叙怀之作。这两首诗中均出现了黄菊和茱萸这两种最具代表重阳节的物象，“迟开”与“待霜”正是黄菊高洁、隐逸、坚韧品格的现实表现，而“共把”的“紫萸”让作者与亲友一起接受驱邪避灾、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诗作正好与作者本人的“晚慧”、作诗时已然高龄以及诗书画等诸多方面集大成的成就相吻合。同时，诗作表达了作者虽如秋菊一样已届“待霜”迎接寒冬之年岁，但仍然如“黄菊”“茱萸”般高洁傲霜，绽放自我；也表达出作者不计年高体衰，偷得浮生闲日享受当下惬意生活的豁达情怀与恬淡心境。细细读来，诗作在表达高士悠闲自在生活的同时，却也给人“壮心不已”的催人奋进之感。

镌刻缘由

关于诗碑镌刻由来，诗碑下篆隶小字作了明晰的注解，“《上巳》《九日》诗四首，长洲文征仲书也。因岷州字学不传，命曹生伯封模而刻之公署，俾士人知取法焉。时嘉靖乙卯春正月望日，青州迟凤翔识。”

青州迟凤翔，即时任洮岷道副使的山东临朐人迟凤翔，字德征，号朐岗，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岷州志》记载迟凤翔嘉靖三十三年到任岷州，有误。《重修岷州儒学记》有“嘉靖壬子朐岡迟公观察以来”，其后备述迟凤翔在任上整顿番夷、绥靖一方取得的显著功绩。因此，迟凤翔到任洮岷道副使应从《重修岷州儒学记》的“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迟凤翔重视文教，此次儒学重修，正如《重修岷州儒学记》所述“经画于观察迟公”。

岷州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农耕与畜牧过渡地带，羌、藏、回、汉等诸多民族长期在这片土地上融居，明清以来更是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跃地带。岷州的地理方位、海拔高度、气候特征等自然禀赋决定了历史时期受中原文化浸染不深。时至镌刻诗碑的明代中期，边僻之地的岷州文教仍然亟待振兴，而向学之士苦于学书无理想的临摹范本，因此迟凤翔在主持重修岷州儒学的同时，于嘉靖三十四年镌刻文徵明诗书佳作于公署，以便当地士人取法。藉此可见，迟凤翔在岷州传扬法书以振兴文教的良苦用心，无意中造就了珍贵的碑刻文物。

流传经历

由于迟凤翔时任洮岷道副使，以上所揭篆隶跋文所谓“模而刻之公署”，所云公署即是道署无疑。撰于光绪三十三年的《岷州续志采访录》指出，同治变乱中道署被毁，诗碑淹没于残垣荒草之中，“光绪初重修文庙，绅董始移置于此”，承接上文移置的具体位置在“文庙名宦祠庑下”，从纂辑于康熙四十一年的《岷州志》可知文庙在道署之右。庆幸的是其时诗碑“完好无缺”，保存得相当不错。

笔者愚目所及，此后数十年间诗碑保存状况再无片纸只字存留。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由川北进入甘肃直抵岷县地界，国民党第一军所部奉命来岷执行军事任务，张扬明以该军中级军官身份随军奔赴岷县，有随军日记《到西北来》传世，内中记载，“知道文明书院有两块文徵明诗碑”，1935年10月5日张扬明相约好友“去文明书院拓碑……觉得碑上的字写刻都是很好的，有留为纪念的价值，又无坊间出售的。”接着写道，“文明书院，就是现在的初中学校，碑就在大门内的左侧，进门便可看见。”

其实，岷州遭遇同治变乱，城池以及公署机构焚毁破坏相当严重。原设于岷州的洮岷陇右道旧治因焚毁而废却，移置秦州。作为巩秦阶道生员肄业之所的位于道署之左的文昌书院焚毁之后改设陇南书院于秦州，文昌书院亦废。而作为岷邑生童肄业之所的位于城东叠水之西的岷阳书院同样被焚毁，肃清后地方官员不得不“构地改建城内肃正街南，名文明书院，即今高等小学堂也。”（见《岷州续志采访录·学校》，1988年岷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岷州志校注》中将文明书院误为文昌书院，北京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版本均作文明书院）以上史料提及的“初中学校”和“高等小学堂”，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两所学校在1931年春合并，直到1937年中学由肃正街小学迁往隍庙又一次分开办学（见王仲言《建国前的岷县中学》，《岷县政协文史资料》第9辑）。

张扬明其时所见诗碑“已破其一”。“文革”中“一碑被砸去一角，后来竟被用作敲砸钢筋的砧石”“直到1979年，岷县文化馆重建碑台，弥补缺损，这两块珍贵的诗碑方得到妥善保护”（见李璘《甘肃岷县文徵明行书诗碑》，《文物》1984年第4期）。2006年9月，岷县博物馆成立，诗碑从文化馆划拨岷县博物馆收藏保护，文徵明诗碑得以存留至今，实属不易。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兰州碑林创建时翻刻了文徵明诗碑。起初，这一宏大文化工程的发起人和推动者、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流萤拓印收藏到文徵明诗碑拓片，遗憾的是其中一面毁坏严重，字迹模糊不清，并证实确是当地百姓敲砸钢筋所致；后来辗转从岷县购得已珍藏百年的碑刻尚未破坏时拓印的早期拓片，以其为母本摹刻上石并入藏兰州碑林，很好地保留了诗碑书法神韵。从流萤所撰《塔影河身——兰州碑林杂记》中得知，他们还曾“把两套文徵明诗碑的拓片都装裱出来，放在一起，在兰州碑林展出，目的在于唤起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兰州碑林翻刻诗碑并展出两套拓片，确为文物保护、宣传和利用作出了贡献。

文徵明书法造诣深厚，临摹精博，师承晋唐各家，法度严谨纯熟，风格清俊秀雅。他的草书亦转益多师，融合变化而自成一体。该诗碑书法笔力遒劲，雄强开张，为文徵明晚年大字学黄庭坚最为有力的明证。此碑诗书俱佳，堪称双绝，加之刻工精湛，鲜活地保留了文徵明书法强烈的个人风貌和艺术精髓，因而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作者单位：岷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