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5日，《中国文物志》编纂出版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总编纂董保华简要回顾了编纂工作历程及重点难点问题的处理，编纂团队、审稿专家与撰稿人代表等系统总结编纂工作经验，并就志书活化利用提出建议。

董保华：

七年磨砺，铸就典章

我于1997年3月到国家文物局履职，在工作中深感局机关和文物系统基础工作薄弱，尤其是档案资料不健全，往往制约工作质量和决策效率。2014年初，我即将退出工作岗位，海关总署原副署长赵光华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田嘉谈起《中国海关通志》编纂工作，我深受启发，立即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同志汇报了编纂《中国文物志》的想法，得到充分肯定和全力支持，并被聘为总编纂。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过程、提高过程，苦得其所，历练其中，了却心结，告慰前辈。

《中国文物志》编纂工作历时七年之久，作为系统记述中国文物资源价值、文物工作进程和文物事业成就的开山之作，无先例可循、无样本可鉴，短时间内完成规模宏大、资料浩繁、条分缕析的编纂工作，并非易事。编委会办公室着力做了以下工作，使得编纂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一是理清篇目，搭好“四梁八柱”。万事开头难，编纂伊始，我们致力于科学设计全书的骨架——篇目结构。遵循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体例要求，结合文物工作实际和行业特点，在志书专家指导和广泛征求文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篇目结构为《总述》《大事记》《文物管理编》《文物事业编》《不可移动文物编》《可移动文物编》《人物传》《文献辑存》八大部分，其中《不可移动文物编》《可移动文物编》《文物事业编》《文物管理编》为主体内容，科学分类、横列界面，突出重点、纵述史实，系统反映文物资源状况和重要价值，翔实记述文物工作发展历程和文物事业辉煌成果。《文物管理编》《文物事业编》是编纂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文物管理编》着重探讨文物管理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内容，为文物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与宝贵经验；《文物事业编》详细记载了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凸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管理”与“事业”分别设编，突出行政管理与事业发展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突出了行政管理在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探究文物事业改革发展规律、存史资鉴意义重大。这在全国行业志编纂中具有开创性，是《中国文物志》的一个贡献。

随着工作推进和认识加深，我们还不断优化完善篇目设置。交叉记述、各有侧重是又一个难点。如故宫，既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博物馆，主体各志中皆应记述。在《文物管理编》“藏品管理”“展览管理”两节、《文物事业篇》“博物馆机构”节、《不可移动文物编》“古建筑”“世界文化遗产”两章中均有重点记述，《可移动文物编》中则选取记述其所藏精品文物。这种各有侧重的分别记述，遵从志书“事以类从”要求，分散各章节从不同角度予以记述，突出重点，又在整体上构成全面记述，显示各项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篇目框架随着编纂进程不断优化完善，也是推进工作的常态。如记述上限突破1949年，按详今略古的原则适当追述，下限延至2017年底，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下文物事业的发展成就；增设“博物馆管理”章，体现博物馆管理是博物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港澳台文物交流工作”独立成章，与“国际文物交流工作”章节并列，其他各编也注意记述港澳台文物资源、事业发展的相关内容。

只有完善的篇章节目框架，撑起整部志书的骨架，才能做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诸项内容各安其位、有条不紊。

二是编制《撰写说明》，立规定矩。由于众手成稿，难免理解上有差异，往往导致内容不全面、重点不清晰、体例不规范、体量不均衡等问题。我们研究编制了详尽的《撰写说明》与初稿示例，为全国参编单位树立统一的“写作范式”，其中明确记述单元的确定、记述要素的确定、各类要素的撰写要求、各级述体说明、体量控制、资料出处等内容，全面规定各编志稿撰写的基本要求和一般做法，是志稿撰写工作的指导文件。比如《不可移动文物撰写说明》，明确条目撰写要求为“基本信息+本体信息+价值评述+保护管理信息”。另外，我们选取涉及内容多、要素齐备、具有类别代表性的记述单元，通过个人撰写、专题讨论、反复修订，形成各部类初稿示例百余篇，为统一体例、规范撰写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总述》统领，攻克难关。《中国文物志》的一大难点就是《总述》的编写。《总述》作为志书的关键枢纽，源于主体志，高于主体志，既要全面准确，又要高屋建瓴，真正起到总括事情、提炼精华、沟通联系、彰明因果、评量得失的作用。然而，从理论构想到文本实现，过程充满挑战。为阐明“文物资源”“文物管理”“文物事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避免与主体志内容重复，我们从零起步进行艰难探索。果断启用编纂团队的年轻同志胡奥千、王海东，选取新石器时代、宋元时代文化艺术作为示例进行攻坚，先是按照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与“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的历史分期，对各历史阶段采取“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的框架，选取能够印证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特征的文物，进行简要记述。在我们的不断努力和众多专家的悉心指导下，终于形成《总述》“文物资源”的撰写示例，明确写作脉络为先史后物、以物证史，通过列举能够反映中国历史重大事件、重要节点的代表性文物，阐述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总述》撰写历时4年，两次推翻重写，经过编纂团队与众多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字斟句酌，终于完成20余万字的志稿，并实现了以下初衷：以“文物资源”阐明中华文明进程，以“文物管理”记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成效，以“文物事业”彰显文物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述》撰写，殚精竭虑，夜不成寐，个中艰辛，永志难忘。

四是充分研讨，凝聚众智。七年中，我们共组织召开了166次专题研讨会，甚至多次前往参编单位现场办公，围绕章节设置、记述重点、价值评估、体例行文等问题，充分发挥文博专家和方志专家专业优势，与撰稿人对接研讨，以条目为单位定体例、以节为单位评内容、以章为单位做调整，统一认识，明确要求，确保撰稿质量。如《总述》专题讨论，界定了文物管理与文物事业的区别，确定分开记述的思路。《文物事业编》“博物馆机构”节，2017年上半年先后开展过6次专题研讨，确定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7家试点单位，通过样稿分析研讨，明确定性定位、历史沿革与现状构成的记述框架。通过反复辩难的专题研讨，解决了诸如“博物馆管理”“文物保护经费管理”等章节的记述问题，确定了《人物传》突出人物性格、以时为序的记述原则，明确了《大事记》事条的选取标准和记述原则等。

在修志中增识，在编纂中精进，已经成为志书编纂团队的共识。如“石窟寺”章诸条目，初稿以保护维修为主，后经石窟专家撰写样稿、反复研讨，并组织专业团队统一修改，终于确定以石窟内容及其艺术价值为记述重点；“重大考古发现”节“唐代帝陵考古发现”条目初稿，所记为18座唐代帝陵的本体信息，与实际只有“唐代帝陵陪葬墓”“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两处重大考古发现严重不符，且与资源部分的“唐代帝陵”条目高度重复。类此，还有“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管理”“藏品管理”“博物馆机构”等章节内容及“出土简牍”条目补充等，我们都通过认真核查资料、组织专家研讨，不断提高认识，修改完善稿件，既优化了志书内容，也提升了参编人员的专业素养。这是修志工作的又一项重要收获。

《中国文物志》编纂工作始终得到国家文物局领导和各司室全程指导把关，全国文博单位和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数百名专业人员承担撰写任务，近百名文博专家、方志专家精心审改把关。文物出版社自始至终密切配合、严格管理，坚持精品出版意识；秘书处同志们十余年如一日，前期服务保障、参与业务推进，后期精心编辑、确保出版质量。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帮助编纂工作的专家们、同志们、朋友们！我们深切缅怀与世长辞的吕济民、张德勤、张文彬、谢辰生顾问和齐家璐、何洪等先生，是他们的心血智慧和倾力付出，成就了《中国文物志》。

为当代修良志，亦为后世留信史。《中国文物志》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用志”的崭新起点。我们期待读者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价值，充分借鉴其中有益经验；渴盼这部志书真正“活”起来，从书架走向案头，将历史融入现实，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与智慧启迪。

田嘉：

因时应势编新志，持续挖潜树品牌

《中国文物志》项目，好像是受《中国海关通志》的影响，实是因应文物事业、方志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有其必然性。作为一部系统记述中国文物资源状况与事业发展的行业志，其出版填补了重要空白。

回首七年编纂路，过程远超预想的艰难。主要挑战在于：一是文物系统基础资料，尤其是工作档案不完善；二是文物专家观点多元，学术争论较多，为形成志书所需的权威共识增加了难度；三是志书有其严格的编纂体例，如何把专业成果用志书语言规范表达，是一大考验。

编纂工作最终圆满完成，得益于几个关键因素：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与强大组织力；全国文物系统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编纂团队，特别是核心负责人的执着奉献与高效协调。

《中国文物志》不仅是权威的典籍，更应树立成一个文化品牌：深化成果开发，形成品牌效应，应策划一系列专题性、普及性的“小志”与数字化产品，以更接地气，惠及更多受众；同时推出外文简版，促进国际传播；加强志鉴资料建设，建设完善的专业数据库，成为未来文物研究、管理和宣传的坚实基石，更好地服务社会，传承中华文明。

李季：

树立史志思维，推进活化利用

《中国文物志》的成功，离不开总编纂的非凡贡献与执着坚守。参与编纂的过程，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再学习与“回炉重造”，让我深切体会到“史志不分家”的重要性：当前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史展，就体现了志书思维，必须把文物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中，其价值、流传与保护等才能得以完整阐释；遵循方志“人随事走”等原则，庞杂的人与事才得以重新组织、系统呈现。《中国文物志》的编纂，对文物事业本身是一次深刻的再认识与再提高。

《中国文物志》的完成，诞生了一部权威典籍，更锻造了一支具有“文物志精神”的团队，形成了一个宝贵的文化品牌，它为未来开辟了广阔天地：要继续深化研究与传播推广，充分挖掘这座“金矿”，大力阐释与传播；要推进活化利用，贴近大众，策划一系列专题性的分志或普及读物；应继续团结和发挥编纂团队特别是年轻骨干的积极性，将此次凝聚的智慧与力量延续下去，产出更多优秀文化产品。总之，编纂《中国文物志》是对我们事业的一次系统审视与升华，其成果应用与精神传承，将是未来工作的关键所在。

黄元：

不忘来路，持续推进

《中国文物志》十年磨砺，终于成书，值得庆贺。感谢总编纂邀我加入编纂团队，负责《人物传》和《大事记》两部分（后来《人物传》转交何洪同志负责）。志书编纂，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印象最深的，就是人物传“以时为序”的记述方法，与平时注重人物贡献的总结式写法完全不同，其间有一个痛苦的思路转变。《大事记》信息量大，资料浩繁，尽管前期已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仍在总编纂与特邀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整理，要求体现高层次、大事件，查证各类基本信息，锤炼语言以求平铺直叙、详略得当，保障了《大事记》的编纂质量。

《中国文物志》编纂提供了一个成功模式：一是建立编纂委员会和编纂团队，健全工作制度，使编纂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规范有序进行，这是根本保证；二是依靠文物出版社人才队伍优势、资料信息优势和财务管理优势，责编团队全程参与，营造一个井然有序、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三是凝聚各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他们以丰富的学识、资深的经验、专业的素养，夯实了这部书的学术品质。

王国庆：

设计精良，组织高效，守正创新

参与《中国文物志》通稿工作历程，深感荣幸并获益良多。它的编纂不仅是全国文物系统一大盛事，也是方志领域重要成果。我2018年6月参与通稿工作，负责《文物管理编》《文物事业编》《可移动文物编》等相关章节，约300万字，至2021年6月完成。工作量之巨、标准之高、难度之大、时间之紧，为个人近年志书参编之最。其间，文博专家严谨的工作态度、深厚的专业功底、鲜明的学术观点，给予我很大的精神力量，促使我高效完成通稿工作。

实践证明，《中国文物志》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顶层设计科学精良。编纂方案、篇目设置与行文规范等基础工作扎实，堪称国家级志书的典范。其篇目结构既遵循志书“横排门类”原则，又紧密扣合文物工作的社会分工实际，创新性地将管理过程与事业成就分编记述，分类合理、结构完整、层次清晰，体现了文物工作实际与方志理论相结合的关键点和核心点。文物资源部分采用“述体+条目体”结合的方式，将零散资料融会贯通，实现了宏观展示与微观记述的统一，为行业志条目记述提供了优秀范本。

组织协调高效到位。通过《资料要素表》明确资料收集整理要求，各参编单位鼎力支持，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针对涉及面广、撰稿人分散等问题，创新性地运用“文物专家+方志专家”协同工作的模式，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共同攻克编纂难题，确保了文物志的专业性与规范性。这是组织工作的重要创新。

编纂规范守正创新。在严格遵循志书“述而不论”要求的同时，也应文物记述进行了必要创新。如《可移动文物编》具体文物条目，于客观记述文物基本信息后，适度增加了文物价值的权威评述，并配以图片，显著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与实用性。

通稿工作着力解决了重复记述、敏感信息规避（如详细的技术内容）及文风不一等重要问题，严格规范各类述体文字，最终锤炼为风格统一的“一志”。

《中国文物志》资料翔实，特色鲜明，成功地将分散的文物史料转化为系统可靠的学术资源，为文物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分析框架，是文物资料整理与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陈同滨：

纂志存史，传承有绪

结合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中国文物志》出版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在国家一流方志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纂的《中国文物志》，可以说是行业志书佳作，可喜可贺！

关于今后的工作，建议：针对国际上存在着对中国文物事业了解甚少的现象，进一步编纂具有文物志体系框架式的简版，简明扼要地介绍中国文物事业发展概况、管理特色与独特经验；进一步突出《中国文物志》“存史”功能，组织编纂《中国文物事业编年史》，并以《大事记》为纲，建立重要事件数据库，丰富史料证据，以廓清当前所谓口述、专访等造成的个人化甚至私人化迷雾；最后，针对当前青年一代“记忆断档”现象，分门别类推出小册专志，讲述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所经历的挑战和付出的努力，加强文物事业发展历史教育，弘扬文博精神。

侯兆年：

科学立规提质，协作攻坚克难

我负责的是《不可移动文物编》“古建筑”章和“近现代代表性建筑”节的统稿，主要体会如下：确立了科学统一的编纂框架，形成了规范成熟的撰稿说明，反复打磨“北海”“故宫”等初稿示例，明确记述要素和体例体量，这是以往文物志编修多依赖专家个人发挥所不可比拟的；依靠集体智慧与高效机制，对初稿进行持续研讨、不断优化，克服了诸如记述混乱等诸多具体困难，将庞杂的初稿规范为统一体例。建议系统总结编纂经验，出版编纂工作报告，提供可复制、可操作的成功范式，用以指导今后文物行业志书编纂工作。

王永红：

精心遴选条目，切实锤炼文风

我主要参与了《可移动文物编》编纂工作全过程，具体负责“石雕与文字石刻”章撰稿及“基本陈列”节样稿工作。基于撰稿统稿实践，体会主要有：文物条目遴选与确定，首先依据文物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三大价值，同时兼顾资源分布的区域平衡与时代覆盖，确保能够全面反映全国文物整体面貌；撰稿强调科学性、权威性，采用考证严谨的学界权威结论，确保记述客观准确，注重语言表述、计量单位等行文规范；锻造文物志特有语言，强调真实准确、通顺明了、文字优美，力避过于琐碎的考古化语言、引经据典的历史化语言、结语空泛的展览式语言。

叶倩：

志存文物，学以正心

我主要参与了《文物事业编》中保护工程、保护规划及维修管理等内容的撰稿工作。个人体会，撰稿过程也是一个从“史书”编纂思维向“志书”规范转变的学习过程，先后经历资料收集梳理、记述项目遴选、重点内容确定、文稿体例统一等挑战。其间，入志文物保护工程遴选是一大难题，反复研讨后确立了重要性、类型、规模、时期、区域等多维度遴选标准，建立了重大保护工程项目库。参编文物志，使我面对复杂工作能够迅速把握项目脉络、精准确定重点内容，受益匪浅。

刘铁巍：

精心编校，淬炼成钢

《中国文物志》的出版工作于2021年秋全面开展。文物出版社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实施了系统化、全流程的质量管控，组建了由社长牵头的专项团队，整合精锐编辑力量，严格遵循国家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与“三审三校”等制度，严把政治导向、学术质量与编校技术关，确保成书质量；优化流程，前期力求规范，中间控制节点，后期严格质检，力求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中国文物志》的编纂出版，对文物出版社而言是一次“淬炼成钢”的历练，圆满完成项目，更锻炼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探索出一种更开放、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张自成：

精编严琢，多维高效

本次近三小时的研讨会，内容充实、研讨深入，我们深受启发。作为项目承办单位出版方，我们配备了优秀团队，组建了秘书处，在总编纂直接领导下高效运转，既保障了项目推进，也培养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专业队伍。七年编纂工作，始终坚持严格管理，建立健全并严格遵循各项制度，及时向国家文物局请示汇报，确保财务清晰规范。长达四年编辑打磨期，我们认真核实史料与数据，查证原始出处；规范表述，形成志书语言；严把意识形态关，尤其是涉及宗教、边疆、民族等内容，均按最新规定予以修改。正是这份执着，最终成就了这部质量优良的精品志书。

为发挥成果最大效益，我们制定了全面的宣传推广方案：纸质书要覆盖全国文博系统、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资料室，以及各大图书馆；采用“纸数同步”模式，同时推出纸质书与数据库，百度搜索“中国文物志”即可直接链接至数字版；还将通过视频、直播、图文等多种方式，在各大平台进行全方位推广。我们相信，《中国文物志》必将得到广泛传播与有效利用。

总编纂董保华还宣读了编纂工作结束以来何洪、董琦、李耀申、李学良、陈光、郑军、安莉等参编专家先后撰写的总结，他们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资料收集整理、记述重点确定、方志撰稿规范等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深度开发、推广利用等建议。

（文物出版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