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韩法容墓位于大同市御河东侧恒安街，坐北朝南，是一座长斜坡墓道土洞墓。根据墓中出土的“崔令珎（珍）妻韩法容”墓铭砖（图1），墓主人为崔令珍的妻子韩法容。这种将夫人全名刻在墓铭砖上的现象在北魏平城时代极为少见。

墓主人分析

崔令珍、韩法容为何许人？根据姚微元的《北朝胡姓考》可知，韩氏是出自塞北匈奴贵族的破六韩氏，韩法容作为崔令珍之妻；“崔”为汉姓，他们的婚姻很可能是胡汉通婚的结果。但也有一说，崔、韩为汉人姓氏。刀形土洞墓为河北北部晋墓典型，墓主可能为清河崔氏一族。

韩法容墓中出土的陶罐、平沿壶等装饰特征与平城时期南郊北魏墓群、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等出土物装饰相似，因此推测墓葬年代为北魏太和之后。棺内出土有铁镜、项饰、云母片、铜饰片及金耳饰等，凸显出文化融合的浓郁特征，尤以一对黄金耳饰和玻璃珠项链最具代表性。

墓中出土黄金耳饰——阿富汗风情

韩法容墓中出土的黄金耳饰，通高10厘米、宽5厘米，带链通高14.6～17厘米。由圆环主体、嵌绿松石侧饰、镶水晶坠饰和链饰构成（图2）。耳饰主体以一中间粗、两端细的小金棒捶打、圈制而成，内径4～4.5厘米。上部圆细，中间有一向内的机括；下部锤揲成扁宽状，錾刻人面像，两侧各有一兽。人物深目高鼻，面露微笑，戴有联珠纹项饰，从背面可见中分卷发，肩部以下垂三股发髻环并雕刻覆莲，有着典型的希腊人像特征；两兽张口相对，圆眼小耳、弯角上翘并用金珠焊缀联珠纹，正符合印度神兽摩羯的标志性特征。

“一人双兽”的造型使这对金耳饰充满了浓厚的异域色彩。这种题材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400年至前3300年埃及耶拉孔波利斯装饰墓的壁画中。韩法容墓出土的这对金耳饰，不论造型风格还是制作工艺，都与1978年在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处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的大夏至贵霜时代的墓葬（黄金宝藏2号墓）器物一脉相承。黄金宝藏2号墓出土的坠饰是双马守护君主的图案，镶嵌水滴形绿宝石和双马后半身向后翻转的处理，具有典型的草原艺术特点，被认为是大月氏人的墓葬文物。这种坠饰将希腊化神像和印度神兽摩羯结合起来，形成“一人双兽”的造型。人物脸部均采用锤揲技术呈现高浮雕的效果，再被制成女性的耳饰，不仅精致巧妙，也象征多子吉祥的美好寓意。

这对精美的耳饰是“一人双兽”主题在北魏平城化的表现，人物为莲花化生形象，面部和发式与新疆出土的一件南北朝时期的头像泥范相似，额头还有圆形装饰；瑞兽为简化的龙图案，与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雕帐座的龙纹饰非常相似，属北魏成熟时期的龙的造型，推测时间为太和之后。加之波斯特色的联珠纹、颈部的莲花项饰的运用，外来技术的传入为北魏的平城时代带来灿烂的文化和艺术，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更在平城碰撞出极具民族风情的火花。

金耳饰主环下方各有两小环连接坠饰，小环正面各有一水滴状嵌宝石金托，宝石已脱落，外围装饰两周联珠纹。一环坠饰小金棒，从上至下穿有扁金饰、珍珠、绿松石珠、花草纹镂空金饰和玛瑙珠；另一环为花草纹镂空金托镶嵌有水滴形的紫水晶。坠饰高5厘米。

金耳饰主环侧饰掐丝有水滴形、兽首形、圆形三部分图案，通长6.3厘米。用一道金丝勾出轮廓，镶嵌绿松石、石榴石等宝石，装饰成花卉、人面和凤鸟图案，外围焊一圈金珠，精美至极。

金耳饰垂下的金丝铰链与黄金宝藏2号墓坠饰、3号墓带盖化妆盒相类；侧饰的人面造型与黄金宝藏1号墓出土的人面形金饰件相类。2号墓双马背上的鬃毛、马翼也用了掐丝技法，金丝做成金托，金托内嵌宝石，二龙和二马的头上长角都呈弯曲状。这种工艺在北魏平城时代非常流行，比如大同南郊北魏墓群101号墓中金耳饰、大同七里村12号墓耳饰、迎宾大道19号墓金头饰等，无不是草原丝绸之路上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见证。

位于中亚腹地的巴克特里亚的席巴尔干地区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之区，东连帕米尔高原，南接兴都库什山，西有伊朗高原，北临阿姆河。这里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最活跃的地带，也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这里的文化和艺术随着丝路的蔓延不断传播，欧亚草原、中亚地带、殷商时的中国、北魏的平城等地都有发现“一人双兽”的纹饰图案。

北魏于世祖太武帝时期开始经营西域，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至太和四年（480年）左右，为北魏与西域关系长达40年的稳定发展期。这样的纹饰及金饰工艺带到平城也就不足为奇了。

墓中出土的跨洋珍宝——玻璃珠项链

墓中出土的项链由大小金珠10颗，扁金饰9颗，水晶2颗，珍珠42颗及4800多颗如小米粒大小的玻璃珠穿制而成（图3）。大金珠直径1厘米，小金珠直径0.5厘米，圆润饱满，中间穿孔。扁金饰以小金珠焊缀成联珠花瓣，中间孔径0.3厘米。水晶有六棱形，有枣核形。单颗小玻璃珠平均直径为0.15~0.3厘米，孔径为0.1~0.13厘米，壁厚0.1~0.15厘米，为黑色和绿色，属于单色珠。

1994年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中发现的15万余枚小玻璃珠，与大同恒安街北魏墓出土的这件玻璃珠类似：出土时都散落集中；尺寸小、数量多、保存好；呈扁圆形，中间穿孔，属料珠；并推测同属拉制法制成，即将熔融的玻璃液拉成空心的细管，再切割而成。这种工艺手法和古时的型芯法不同。

在两汉以前，西方玻璃有钠钙及钾钙成分，很早便使用型芯法生产大型实用玻璃器皿，在公元前1世纪发明了吹制技术，用于制作各类器皿。而我国本土传统玻璃以铅钡成分为主，因受退火工艺和铅钡成分的局限性，主要制品为小型的玻璃珠、玻璃饰品等，玻璃制作工艺主要采用型芯法和铸造法。

韩法容墓和永宁寺出土的这类玻璃珠，在南亚、东南亚及朝鲜半岛南岸等地均有发现，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根据这类珠子出土地命名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这种玻璃珠大多是僧人的佩物，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也有“米珠”“绣珠”一说：“鉴于此类料珠极其细小，可穿而成线，又出土于佛寺遗址，或者竟是装饰绣珠像的材料。”

从金耳饰的文化元素到玻璃珠项链的纹饰，结合其名字中的“法”，推测恒安街墓墓主人崔令珍妻韩法容是崇佛之人。

绵延的长路——北魏丝绸之路

来往穿梭于丝绸之路的商人们，由地中海经中亚、新疆迤逦东来进入中原，将西方的玻璃制品及技术工艺都带到了中国，更反映了公元5世纪北魏平城时代繁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公元398年，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平城作为北魏时期的都城近百年之久，成为了中国与南亚、西亚和东罗马的中转地之一。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黄河流域后，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公元5世纪的丝绸之路形成了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要道，从平城向北经长川、牛川、阴山南麓的白道通往漠北；向南越句注山达晋阳盆地，沿汾河南下可进入关中或中原腹地；东经莎泉道或灵丘道沿滱水东南行，越太行山到中山，可达山东、中原或长江沿岸，或东出上谷、密云到三燕故都龙城，并经辽东进入高句丽及朝鲜半岛；西溯武州川水过盛乐、云中，经君子津过黄河，沿鄂尔多斯高原东南缘西行，经固原（高平镇）进入河西走廊，出敦煌，与西域绿洲丝路南、北路连接进入南亚、中亚和西亚。

北魏最盛时期疆域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到辽河，南抵江淮。太武帝拓跋焘致力于经营西域，形成了由平城到黑海沿岸的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平城作为当时丝绸之路东端起点，“诸胡咸服，西域复平”。各国使臣和商贾涌现平城，史有“贡使往来不绝，商贾经年盈路”的记载。西来的工艺技术、宗教文化和纹饰器物都带入平城，韩法容墓出土的两件首饰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在汉唐之间，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以及隋唐时代丝绸之路文化的先河，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魏韩法容墓出土的金耳饰、玻璃珠项链等，不论造型还是制作工艺，都在继承秦汉以来审美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及国家的文化风格，于细微之处，展示了北魏丝绸之路的兴盛和开放包容的社会风貌。

（作者单位：大同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