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大学查晓英教授出版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一书，该书尽管是2014年版本基础上的增订本，但读来仍然受益匪浅。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加强中国考古学阐释与研究方面的工作，特意设立了有关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项目。按照经验和学科训练，考古学史应该主要由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所写，但在中国只有少数的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考古学史，其中关注考古学思想史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作为项目的负责人，收到该书，如饥似渴拜读之后确有谈谈学习心得的想法。
本书讨论的中国考古学在时间上是中国史学分期以1919年和1949年为界划分近代、现代、当代中的“现代”。大家知道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考古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筚路蓝缕”期。该书使我们对传统金石学如何向现代科学考古这一充满思想史的转变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我们看到，1926年当李济先生开启他著名的晋南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时，梁启超正在接待瑞典皇太子欢迎会上作《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的演讲，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总结与思考。尽管限于时代桎梏，他所言“中国考古学”实际上更多是指传统的“金石学”或“古器物学”内涵，但令人玩味的是梁启超明确地指出了要向发掘和改进方法的方向上走。梁启超的“掘地”指向和李济先生“考古调查”实操无疑反映了“近代”转入“现代”后在新思想影响下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便是走向田野的考古发掘与调查。
对于中国考古学思想史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其研究与阐释的难度也是非常明显的。难就难在“思想”二字，相关叙事显然属于专门的思想史领域，而该书却充满了思想史特点。新史学兴起后的影响是深入的，疑古思潮正是这种深入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出彩的注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逐渐接受考古，正是有赖于疑古造成的古史“空洞”。夏鼐先生曾说，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有赖于五四运动后形成的疑古思潮。而这个时代现在看来似乎也形成中国考古学早期异常热闹的考古潮流。众多的“考古机构”如“地质调查所”“古迹古物调查及考古学会”“史语所考古”以及“清华早期考古”等，它们的历史演变与复杂关系及纠葛不仅被该书清晰梳理，更是叙述生动有趣。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直观地认识到兴起于此时的这些“考古机构”及其相关考古工作，可谓是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中国考古人已经逐渐建立起了将田野工作视为考古学的核心和“材料为王”的思想理念。早在1903年，蒋智由就批评近代金石学及古器物学特征的“中国之考古学”只知道在纸片上打官司。1929年李济先生接手安阳发掘后，强调“现代的考古学家经过十数年的严格训练，方能荷锄持铲，去田野工作”。无论是李济的“荷锄持铲”，还是1931年创办黄花考古学院的谢英伯的“锹的考古学”，都赋予考古学“田野”的学科特征。1934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刘耀（尹达先生）甚至专门详细讲述了考古工作的三个过程，调查、发掘和整理的考古工作三阶段分法沿用至今。傅斯年所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成为“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虽然该书不涉1949年以后之中国考古学，但在它爬梳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思想谱系基础上，我们对当代考古学似乎也有了启发性的思考。这本有关中国现代考古学“思想”谱系的书恰恰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系统性研究的极度匮乏。
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中国确实存在“重实践”而“轻理论”的现象，有着大量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以及相关成果，然而相对缺乏理论性的思考，更缺乏理论思考之上的对百年考古学历史从思想发展和学科实践角度的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和研究。简言之，有关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方面或内涵的研究，用“乏善可陈”虽有些言过，但也确为现实，不仅论文整体寥寥，相关专著更是罕见。回顾并概括以往有关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外学者有一定的考古学思想史方面专著及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将之翻译后国内再出版，如陈淳先生翻译的布鲁斯·G·特里格（Bruce G.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或者国外学者在相关专著或考古学理论研究中涉及部分考古学思想的内容。第二，国内学者虽没有专门的整体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专著或论文等成果中涉及某一阶段学科史、某一角度或分支学科史、某一考古学家、某一考古重大事件等思想史内涵的论述或研究。查晓英这本书就是对于中国考古学初期的那段学科建立早期的思想谱系的系统勾勒和阐释研究。此外，还有徐坚对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多元图景的揭示和中国考古学传统的阐释等（《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旻对考古学家徐旭生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影响作了专题探讨等（《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2019年第6期）。第三，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但考古学思想史又明显不同于考古学史。以往有关中国考古学史研究和论述，或不重视思想史的深挖或阐释，或将考古学史的研究误认为是对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内涵，或作了一些颇具思想哲学性的发展历程的论述而不明属于思想史方面的探索。正像考古发现的编年叙事、研究历程的回顾、成果的述论等属于考古学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不是考古学史本身一样，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甚至需要从基本的学科理论或体系先开始相关研究工作。
当然，对于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难度之大是十分明显的。迄今中国考古存在大量发掘资料和汗牛充栋量的基础研究文章，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却相对缺乏可资参考的系统性的已有成果，这是第一位的难点。同样地，在前述丰硕的基础性成果之上爬梳、总结、提炼出中国考古学的思想发展体系，是问题关键的同时，更是重点上的难点所在。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也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实践性学科，也就是说考古学的研究或阐释是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历史背景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体制显然在考古学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正是考古学思想史的重要评估和思考因素。因此，一定程度上，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更是如此。不仅要关注考古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和学术背景，更要关注思想的传播以及促进其不断发展和完善完备的状态和内在原因。这是中国思想史在实际研究和操作过程中，包括在知识创新和应用创新中必然遇到的另一个难点问题。
中国的文化传统尤其学术传统，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实证主义，都过多地强调“无证不信”的实用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技术技艺，重材料，轻理论；重“释形知意”，轻“理性阐释”，是客观实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避免将对“史”的研究做成中国考古发现的编年史、研究的回顾史、成果的述论史；注重研究范式和阐释方法的阶段性转变方面的探索，而非简单的年代排序式的陈述。有鉴于此，结合百余年学科研究成果，我们觉得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应着力于以下五个主要方面：一是考古学史视域下的中国考古学思想史。将中国考古学的思想观念发展的过去与现在置于中国百余年考古学史的大背景和内在关系的角度撰写。探讨从“疑古”到“考古”以至“信古”的演进历程和生成逻辑。其中涉及“二重证据”法的兴起、“考古学重建古史”等思潮。二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实践和现代性。探索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演进脉络和思想指导历程，阐释考古学的中国化与本土化如“区系类型”理论问题、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复杂实践，包括过程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现状等。三是中国考古学模糊的学派和固有传统。考古学虽属近代西学东渐之物，但中国学术历有考据传统与证史传统。尝试厘清中国考古学在发展历程中的证经补史与重构历史的两大研究范式或阐释方式的辅成融合过程，进一步考察中国考古学构建的中国历史演进历程。四是中国考古学思想观念发展的倾向。探讨作为文化与历史的中国考古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的中国考古学，作为族属探源的中国考古学等历史趋势和现实性。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构建。深入阐释考古学在中国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独特推动力和功用；探索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对文明的重构与中国现代文明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
今天的中国考古学除了科学发掘、科技分析和阐释体系不断发展之外，对其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和自觉，显然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成熟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中国考古学如何在世界考古学发展大背景下、中国传统人文体系、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和新时代思想体系中营造中国特色的考古思想观念，并用以诠释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古今之变，这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未来很长时间应该推进的重要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增订版）
作者：查晓英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