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者，农之本也，国之脉也。”自古以来，水利便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要务，维系着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韩城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紧邻黄河，境内河流纵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貌格局，塑造出独特的农业生态景观。黄河及其众多支流所提供的水源，滋养了韩城的农业发展，但也导致该地水患频发。因此，相传早在四千多年前，大禹就曾在韩城开凿龙门，治理水患。在这种精神遗泽影响下，水利建设历来成为韩城地方官员施政的重点，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水利遗迹及相关文献资料。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重要阶段。当时朝廷大力倡导水利兴修，地方官员亦积极践行，疏浚河道、修筑堤堰之风遍播寰宇，为后世留下了泽被民生的治水佳话与贯通古今的治理智慧。现存于韩城象山山麓渠畔巨石上的“马公千丈渠”摩崖石刻，正是研究该地区这一时期水利发展史与官员治水实践的珍贵实物证据。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四川巴县人马攀龙出任韩城知县。他心系民生，为改善当地农业产量不高的状况，亲力亲为，系统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水利工程，首先从位于韩城古县城旁边的澽水河着手治理。澽水河作为韩城境内第一大河流，发源于黄龙县大岭南麓高头川的北九沟，流经薛峰川，穿越狮、象两山之间的土门口，再经韩城古城，最终于司马迁祠所在的山脚下汇入黄河，全长百余里。此前虽已有渠堰引水灌溉，但因年代久远，渠道多有淤塞，加之上下游受益不均，灌溉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是土门口以东、澽水河以北的大片高地农田，因河床较低，历来无法获得灌溉，常年干旱，导致农作物产量低下。
马攀龙实地考察后，认为可在澽水河上游修筑水堰、开凿水渠，用以引水灌溉。于是，他招募工匠数十人，在距县城六里的象山西侧山腰处凿建石渠，通过开凿隧洞、架木垒石、砌筑砖井等方式逐步抬高水位来引水。工程初期，百姓普遍心存畏难。马攀龙率先捐出俸银数十两补充工程经费，同时亲赴工地督导施工，带头鼓舞民众齐心协力投身建设。在他的感召下，这项工程最终顺利落成。正如明人梁元在《马公渠记》中所说：“潺潺漾漾，宛若白练之沓来”。乡贤薛亨《省灌效禊二亭记》亦赞其成效云：“俯瞰渠堰，分流如带，畦苗蓊郁，远达河滨，诚韩邑之奇观也”。此外，为进一步提升灌溉效能，马攀龙又创新性设计制作木轮百斗水车，“一轮百斗，咿 而转，可使在山为渠车”，大大增加了渠水输送量。为杜绝用水纷争，保障渠道长久惠民，他还主持制定了“酌田分期灌水，堤堰疏浚，旷工必惩”的水规，以及“以亩定工”的渠堰维修制度，从而确保了水资源分配的公正有序。
据文献记载，该渠竣工未久，韩城便遭遇罕见大旱，境内多数地区庄稼枯槁、颗粒无收。而土门口至城固村一带，得益于渠水灌溉，农田皆长势葱郁，出现了“槁者苏，秀者实，三农望慰，四野帖然，民鲜愁叹之声，官免追征之苦”的民生图景。可见，此渠的修建虽历经勘察选址、开山凿洞等重重艰难，但其建成之后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使一方百姓长久受益。诚如《马公渠记》所载：“乐政必欲惠民，惠必欲持久。”韩城百姓为感念马攀龙的功绩，将此渠命名为“马公渠”，并在薛曲村南为其建祠塑像，以表敬仰之情。同时，延请德高望重的乡贤张士佩题写了“马公千丈渠”五字，镌刻在该渠土门口段上方的巨石之上，永志其功。
“马公千丈渠”摩崖石刻字形硕大如斗，刻痕深邃，笔力遒劲，风格古朴厚重，落款为“邑人张士佩题”。张士佩（1527—1609），字玫夫，号澽滨，韩城芝川镇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初授绍兴推官，任上以重视文教、善理讼狱为时所称。后历任御史、山西布政使、吏部侍郎，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为官清廉，奉“居官不取赎援，迁官不用贿赂，居乡不行请托，三事可对天日”为立身准则。晚年致仕还乡后，张士佩积极投身地方公益，不仅主持纂修了韩城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还参与修缮司马迁祠墓等古迹名胜。因见家乡芝水流域农田灌溉艰难，他捐资倡导修建芝水陶渠堰。渠堰建成后，他又撰文阐明修堰宗旨，制定用水细则，以防范争水纠纷。而他为马攀龙治水事迹题写石刻，既是对同僚政绩的褒扬，也反映出他本人对水利事业的深切关注。这种官员实践与文人记述的互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水利文化传承的重要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千丈渠”并非确指渠道的实际长度，而是用以形容该水利工程规模宏大、效益深远。事实上，马攀龙在韩城主持的水利工程是一个系统的灌溉网络。据《韩城市水利志》记载，明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594—1598），马攀龙任韩城知县期间，“不忘其力，为韩民虑深且远”，先后在澽水河、盘河、芝水河、沆水、潦水、汶水等河流督导修筑渠堰50余条，形成覆盖韩城主要河流的灌溉体系，使扩大灌溉面积至8000余亩。清康熙《韩城县续志》对此高度评价道：“邑中水利渠堰多开自马公，衣食一方，世受其福”，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与历时之久。
“马公千丈渠”摩崖石刻虽仅有数字，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具有多重价值。一方面，该石刻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实物遗存，展现了明代韩城地区的水利技术水平与工程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该石刻所体现的以民为本、注重长效的治水理念与管理智慧，成为当地水利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马攀龙之后，韩城水利建设不断发展，至清代已形成更为完善的体系。《韩城市水利志》所载诸多渠堰中，不少是在马攀龙所修工程基础上拓修完善而成的，甚至民国时期的水利规章中仍可见明代制度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韩城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马公渠逐渐废弃，现仅存部分渠址遗迹。毋庸置疑，“马公千丈渠”摩崖石刻作为韩城地区明代时期治水实践的物质载体，不仅是韩城历史文化的珍贵见证，也被载入明清地方志，同时还在民间故事和文学作品中流传，足见这一标志性历史文化印记在当地焕发的持久生命力。时至今日，在推进乡村振兴和保护利用水利文化遗产的背景下，“马公千丈渠”所蕴含的系统治水智慧和管理经验，对当代水利事业发展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相关遗迹也应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作者单位：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