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让“平民化”考古成为可能

杨雪、班晓悦在202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科技考古重现古代社会风貌》提出：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让考古学的视野悄然发生转向——从精英、宫殿与宏大叙事，逐渐回到那些在人类历史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普通人。雷伦认为，以往“印第安纳·琼斯式”的探险考古往往聚焦于壮观的神庙、富丽的墓葬或稀有器物，而忽略了平民的日常生活。然而，恰恰是这些在田地和作坊中劳作的人，构成了古代社会的真实底色。随着生物考古技术的进步，通过对骨骼与牙齿的分析，结合同位素信号或几何形态测量，研究者能够追踪更大规模人群的亲缘结构与迁徙轨迹。环境考古则通过氮同位素、土壤中的磷含量，以及沉积物中的古DNA，帮助重建古人的生活条件与耕作方式。与此同时，材料科学的介入让作坊遗址焕发新生：从陶器制作、金属冶炼到玻璃生产，其工艺链与技术细节已远超仅依赖成品所能认识的范围。这种考察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视角，是当前考古学最重要的新前沿。

白陶的使用在二里头遗址从未被垄断

张飞、赵海涛在2025年第11期《考古与文物》撰文《二里头遗址白陶的生产与消费》认为：作为一种原料稀缺且具有远距离交换可能性的手工业产品，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的来源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对2020—2021年度IX区与XII区发掘出土白陶的岩相与制作技术分析，研究再次证明了南洼遗址是二里头遗址白陶的重要产源地之一，并进一步提出了二里头遗址白陶产地多元以及本地生产的可能性。学界大多认为二里头遗址内白陶的使用与社会分化有着较强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等级差异的象征。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二里头遗址白陶消费模式的分析显示，宫殿区贵族在白陶消费的数量、种类与酒器组合上均与其他区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显然与宫殿区贵族在权力与财富上拥有绝对优势，能够获取更多相对稀少的资源有关。然而，白陶的使用在二里头遗址从未被垄断，遗址各区内的人群都可获得该类产品。这一点在墓葬当中体现得更为显著，平民墓葬也可随葬白陶。

克拉克瓷器曾受明代皇室关注

王冠宇在2025年第1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明代皇室与外销瓷器：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克拉克瓷盘新考》认为：以往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克拉克瓷器为专供外销而制，境内使用以江西部分地区用残次品随葬为主。然而，近年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表明，克拉克瓷器也曾受到明代皇室的关注与使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克拉克瓷盘，用以盛放冠冕，是益藩王族自成体系殓葬制度的一部分，其选用经过仔细斟酌。值得注意的是，该墓葬纪年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是江西地区可确定纪年的最早案例，其使用功能亦与民间用作“寿盘”的葬俗有本质差别。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在我国内陆遗址发现的明代克拉克瓷器并非普通的民窑产品。它们的贮藏与使用，常见于皇室宫廷、藩王府邸以及地方的高级行政机构。景德镇晚明窑业中，部分技术高超的窑户生产的优质外销瓷器，可能通过王府机构采买或作为赏赐礼物等渠道，进入宫廷及藩王族群视野并被主动选择。

东周时期古蜀未形成严格等级制度

周丽、江章华在2025年第5期《江汉考古》撰文《东周古蜀墓葬出土外来风格青铜器及其社会功能分析》认为：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有一套礼器性质的青铜器，作为彰显身份等级的显赫物品，并用其随葬。这类青铜器以楚式风格的青铜器为主，少量三晋两周地区风格的青铜器，越式青铜器相对不那么重要。蜀国上层统治阶层很可能与楚国上层统治阶层有较为密切的交往，通过贸易或赠予，从楚国输入一些青铜器礼器。但是楚国对蜀国还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输入品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必须仿铸；另一方面那些代表更高级贵族使用的礼器，并没有给予蜀国统治者。蜀国统治阶层虽然用这类外来青铜礼器彰显身份地位，维护现实秩序，但很明显，尚未如中原与楚国一样，形成一套整齐有序的制度。这似乎暗示蜀国虽然有社会分层，但并不像中原和楚国那样形成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既然没有完整有序的礼制，青铜礼器的生产与贸易，如果不掌控于最高统治者手中，必然有能力者就可以任意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