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图像组合是汉代纹饰中较常见的表现形式，在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彩绘陶器，铜器、雕塑中都有出现。九江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铜镜中有一类以龙虎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圆形，圆钮，内区一龙一虎夹钮相向对峙，呈现浮雕状，龙虎嘴部张开，彼此注视对峙。三角锯齿纹缘。此类铜镜大致在东汉时期开始流行，龙虎的形象与当时社会的宇宙观、生死观以及阴阳五行、升仙、谶纬等思想等有关。

铜镜中的龙虎图像

龙虎图像作为铜镜纹饰从东汉时开始流行，尤以当时会稽郡、吴郡铸造的铜镜为代表。孔祥星等编著的《中国铜镜图典》收录了不同类型的龙虎镜。根据现有的资料，汉代龙虎镜大致有二龙二虎对峙镜、二龙一虎对峙镜、一龙一虎对峙镜、单一主题龙或虎镜等，可以看出这一类铜镜以龙、虎为主题纹饰，搭配以禽鸟、瑞兽、羽人等，形成不同的纹饰组合。

汉代龙虎图像

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是由人类幻想出来并赋予其神性的动物。汉代以前，龙的形象比较模糊，龙形图像变化多样，不固定。汉代龙的形象空前活跃，龙的纹饰见于不同的载体，比如砖、瓦、铜、石、玉等。《说文·龙部》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王充《论衡·龙虚篇》载“龙之所以成形者，以能屈伸其体，存亡其形”“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虵尾”。这些汉代文献中记载的龙形象，体现了汉代人对龙的认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龙形象与国家最高统治者紧密联系，龙的地位也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点在西汉早中期的丧葬制度及活动中得到体现，龙题材作为较高等级身份的象征，造型精美且有一定的规制。西汉中期后，龙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龙从至高无上的图腾神变为被权力镇压的走兽。从西汉晚期起，龙形象表现出由上而下的普及，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普通大众，都希望借助龙的神力而得以达到升仙的愿望。东汉时，以阴阳五行、灾异祥瑞为中心的谶纬逐步渗透，龙被视为瑞的象征，吉兆与辟邪功能日益凸显，成为东汉以后两千年来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兽。

虎是现实动物，虎性凶猛，在一定的思想语境下被人主观赋予其神性。早在远古时期，就出现虎图腾，产生了对虎的崇拜。先秦时期的人已注意到虎的勇猛特质，《尚书·牧誓》“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即把勇猛之士称作“虎贲”，《礼记·曲礼》“又王门则画虎以示勇守”，虎符节、虎形钮印等实物，印证虎被借用至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以作为权力、勇猛或神性的象征。汉代多为写实虎纹，躯体四肢清晰，虎纹形态逼真生动。东汉早期出现了在写实虎上添加飞翼，与仙人组合，表达了汉代人升仙的愿景。东汉以后受阴阳五行与谶纬观影响，虎逐渐衍生成一种符应，并带有辟邪驱鬼的功能，《焦氏易林》载“切切之患，凶重忧荐，为虎所吞。”

铜镜中龙虎图像的含义

上述是龙、虎形象作为单一图像在两汉时期的社会含义。成对出现的龙虎形象，其彼此间是存在对照和呼应关系的，除了保留有单一图像含义外，龙虎图像在汉代有其较为特定的社会含义。

升仙、长生不死的想象。其一源自对西王母的信仰。西王母与龙虎图像的固定匹配在汉代四川地区极为广泛，有学者将龙虎视为西王母的陪伴和守护者，或是西王母左右的组成部分，即构成完整西王母的有机体。《焦氏易林》中记载“驾龙骑虎，周遍天下，为人所使，西见王母。不忧不殆。”龙虎作为主神西王母的坐骑，是西王母的象征，这一图形在铜镜中的使用，表达了汉代人升仙的愿景。其二在汉画像中龙虎是较常见的对应物，龙虎相对代表东西相对、阴阳相对，来象征阴阳二气，还出现了龙虎交媾镜，反映的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以追求成为长生不死之仙。

吉兆、辟邪的世俗化愿景。龙、虎图像组合在阴阳五行与谶纬思想中，龙被归为祥瑞，其吉兆与辟邪寓意愈发凸显，虎因其勇猛、威力无穷而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进而被神化，成了辟邪通天的神物。镜铭中有“左龙右虎辟不羊”“仓龙在左，白虎在右，辟去不阳宜古市，长宜君亲利孙子”“左龙右虎辟不阳，长富乐未央”等等，镜铭文已将龙虎图像镜组合的作用说得很清楚，即辟邪除凶，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追求。

龙虎图像镜是生活用品，是汉代铜镜中较为特别的一类，龙虎图像及镜铭反映的是汉代社会尤其是东汉人们追求升仙、长生以及阴阳五行、谶纬观影响下的祥瑞灵兽庇护、避灾异、求吉兆的愿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追求，突显其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