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将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与智慧纪念馆建设提升至保护利用的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推动活化利用。这一部署既是顺应新技术条件的现实选择，更是落实文物工作要求、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根本上看，数字化并非简单的手段更新，而是革命文物如何更好“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承”的重要议题。
革命纪念馆承载的不只是历史信息，更是红色基因与精神价值。这类纪念性场所正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界定的“记忆之场”。长期以来，纪念馆正是依托相对稳定的实体空间，通过庄重的展陈秩序与仪式化的参观体验，承担着这一记忆功能。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介入，这一记忆承载方式，正逐渐向更加开放、流动的数字环境延伸。
当前，实体场馆、线上平台与社会舆论之间，正在形成一个相互联动的记忆传播网络。革命历史不仅存在于展柜与说明牌之中，更是进入屏幕、平台与互动场景，被频繁地观看和讨论。然而，在传播广度显著提升的同时，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当革命文物更多运行于数字环境中，其历史分量、精神厚度与文物真实性是否还能够得到充分保持？
从“在场”到“在线”：
拓展革命文物的可见边界
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革命文物被“看见”的空间方式。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手段，使许多地处偏远、受制于交通条件的革命旧址与文物，得以跨越物理边界进入公众视野。例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通过精细化数字采集推出线上漫游，使原本“必须到场”的历史资源，在数字环境中获得持续呈现。延安革命纪念馆围绕重点事件建设专题数字资源库，使一些受展陈面积限制的内容得以被更完整地保存和反复阅读。
这种变化，显著提升了革命文物的可及性和传播效率，但需看到，当文物从“在场之物”转变为“可传播的信息”，其历史体验也随之发生变化。通过屏幕观看虽清晰，却易因缺乏在场感而显得“轻盈”甚至“单薄”。
实体展柜前的凝视，本质上是一种对历史真实的“触碰”，而数字呈现则更多依赖视觉理解。这要求纪念馆在放大“可见性”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守住革命文物的精神底色。
从“共处”到“独览”：
重构历史体验的仪式感
在实体纪念馆中，参观并非信息的自由获取，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整体体验。参观动线塑造时间秩序，展陈节奏引导情感递进，群体在场所形成的共享氛围，使个人感受自然汇入公共记忆之中。
在实体纪念馆的体验之所以具有精神张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集体性的参与方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仪式通过“集体的共同参与”生成一种超越个体的情感能量，即“集体欢腾”——当人们在同一空间中依照共同的参观秩序行动、肃立与凝视，个体的情绪便被自然地带入共享的价值氛围之中，历史记忆也因此获得了超越个人感受的公共意义。
进入数字环境后，这种体验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历史信息更多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被观看，页面跳转、视频播放与算法推荐，打破了原有的叙事连续性。观看变得更加自由，也更加碎片化。近年来，一些革命纪念馆引入VR/AR技术增强代入感。例如，遵义会议纪念馆尝试将重要历史场景进行数字复原，强化情境呈现效果。从实践看，这类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字环境中“沉浸感不足”的问题，但其体验仍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
与实体空间中由集体参观与共同沉默所形成的公共仪式相比，数字界面提供的是一种个人化、即时化的观看方式。这种体验结构的变化，使纪念馆作为公共记忆锚点所承载的庄重性与社会性面临被削弱的可能。数字技术应当成为重建仪式感而非解构仪式感的工具。如何设计互动让个体浏览汇聚成集体共鸣，是数字时代纪念馆体验重构的关键课题。
从“线性”到“碎片”：
重拾历史叙事的整体性
数字平台的介入，不仅改变了传播的介质，更深层地重构了革命记忆的话语逻辑。传统纪念馆依托策展，构建“线性叙事”，将历史事件置于宏大时空与价值框架中阐释，保证了认知的完整性与思想深度。
然而，数字传播环境中，革命历史日益呈现“碎片化”特征，历史叙事的整体性面临被“去语境化”的挑战。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倾向于将复杂历史简化为独立的视觉片段或情感爆发点。原本完整的历史叙事被拆解为脱离语境的“高光时刻”，而其间的政治背景、思想动因与历史进程，在快速浏览中被忽略，导致历史叙事丧失整体性与纵深感。
这一变化呼应了传播学者伊尼斯提出的“媒介偏向论”：不同媒介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偏向，会深刻影响知识的组织方式。具体来说，不同传播媒介对历史记忆的影响，并不只是传播多少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被理解。当革命历史更多依托以速度与扩散为优势的数字平台传播，其表达方式往往更偏向即时呈现与片段获取，而相对削弱了对时间脉络和整体结构的耐心建构。
因此，数字环境下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在碎片化传播中重建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技术可以跨越山海，带来海量的关注，但绝不能让完整的革命史变成破碎的“素材库”，不能让深沉的家国情怀被稀释为快餐式的网络情绪。
从“流动”到“沉淀”：
守住革命记忆的历史分量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另一个需要深思的议题是革命记忆的“景观化”风险。在实体纪念馆中，记忆之所以有分量，源于其具有一种“阻滞感”——观众需要付出时间、体力和专注力，在凝视与沉思中完成对历史的体认。这种认知的艰辛感，恰恰是理解革命艰难历程的心理基础。
而在数字环境中，流畅高效的交互设计与高度美化的视觉呈现，往往致力于消除这种“阻滞”。革命文物有时被转化为精致、时尚的视觉符号或文创元素，在滤镜与特效的加持下流于浅表化。
这种高度优化的传播模式，虽然能拉近青年群体与红色文化的距离，但也暗含着将严肃历史“审美化”的隐忧。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出：当历史与现实被转化为可消费的形象，真实关系便被表象取代。同样，在平台传播与消费逻辑的共同作用下，革命符号越来越容易被转化为可以快速观看、转发和评价的视觉形象。而当历史更多以“好不好看”“能不能传播”为衡量标准，其作为公共记忆载体的价值，便存在被表层化乃至消费化的风险。
当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被精美视觉遮蔽，“打卡”的意义大于“受教”，革命记忆可能失去其粗粝质感与痛感，沦为缺乏精神刺痛的“文化快消品”。
因此，对“打卡化”和符号消费的担忧并非否定数字传播，而是提醒我们：当传播逻辑主导意义生成，“记忆之场”的历史密度与公共性可能被削弱。守住分量，即防止革命历史在过度符号消费中被抽空内核。真正的传承，应超越视觉愉悦，指向灵魂的触动与反思。
在虚实共生中守护历史的重量
进入数字时代，革命纪念馆的使命并未改变。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更新，其根本仍在于保护历史真实、凝聚公共记忆、传递核心价值。
理想的状态并非以数字技术取代实体空间，而是在二者之间形成张力与互补：实体纪念馆以其在场感与仪式感发挥“记忆之场”的锚固作用；数字平台则拓展记忆传播半径，让革命精神在更广阔空间中被持续理解和讨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实践中把握好尺度与方向。一方面，以数字技术这一新质生产力为支撑，拓展革命文物传播的广度与触达能力；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内容导向与价值引领，防止技术应用滑向形式化与娱乐化。
在技术赋能层面，构建全方位数字体验体系。针对“可见性”挑战，建立“数字引路—实地深化”的双轨机制，提升革命文物的可及性；针对仪式感缺失，开发同步在线参观等功能，重建数字时代的集体参与体验；通过技术手段弥合虚拟与现实、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体验鸿沟，使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历史记忆的深度传承。
在价值守护层面，完善多层次内容保障机制：针对“碎片化”风险，构建“基础事实—历史语境—整体脉络”三级叙事体系，确保历史认知的完整性；针对“表层化”隐忧，设立数字内容伦理审查制度，嵌入“深度阅读”与“历史反思”环节，引导观众超越视觉表象；建立“数字足迹—实地溯源”转化机制，将线上互动引导至线下深度体验，守住革命记忆应有的历史分量与精神厚度。
在具体实践中，应注重提升策展人员的数字叙事能力，建立数字展陈内容审核与评估机制，守住价值底线；并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引导观众从“屏幕观看”走向“实地体认”，使数字环境成为通向实体记忆之场的桥梁。
让革命记忆在不断流动中保持分量，关键不在于传播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始终尊重历史的复杂性，维护公共记忆应有的深度与庄重。在数字环境中延续“记忆之场”的力量，是革命文物数字化必须坚守的价值方向，也是面向未来不可回避的课题。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