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核心商品与媒介。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大量珍贵的中国丝绸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如何将这些丝绸文物重新整理清楚，摸清“家底”，成为中国学术界几代人的夙愿。

近日，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与考古学院联合主办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举办。来自中国博物馆协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对本次发布会的两项核心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基于“全链条”理念的丝绸文物保护与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丝绸研究面临着两大痛点：一是很多珍贵丝绸文物流散海外，追还手续繁琐；二是海内外博物馆丝绸藏品缺乏系统性的科学整理，难窥全貌。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丰在介绍成果时，提出了“全链条”的研究理念，即文物保护不应局限于物理层面的修复，而应构建一个涵盖“调查—保护—研究—弘扬”的完整闭环。

发布会的核心成果之一，《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实践。项目启动于2006年，赵丰牵头的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联合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及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际顶级文博收藏与研究机构，系统整理散落全球的敦煌丝绸文物，并从技术、艺术、历史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全面研究，分为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旅顺和研究等6卷。《全集》于2024年出版，共收录丝绸文物600余件/套，残片230件。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则致力于构建全球中国丝绸藏品的“总目录”。《大系》也是迄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中国丝绸艺术研究性图像全集。赵丰团队拟在10年时间里，全面调查全球80余家博物馆等相关收藏机构（国内国外各约40余家），采集自古至今2万多件中国丝绸艺术藏品的核心信息，分作100卷整理出版。目前发布的第一辑成果，涉及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共收录自战国到近代的丝绸艺术珍品2000余件，建立了一套涵盖纹样、服饰形制、织造技术的多维度分类体系，初步实现了海外丝绸文物的“数字化归藏”。

据介绍，《全集》源自2006年国际敦煌项目中的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纺织品的整理，自此赵丰团队开始研究全球收藏的敦煌丝绸文物并撰写著录说明，《大系》则得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启迪，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丝绸艺术精品收藏。

发布会上，赵丰分别介绍了两个项目的编纂经历和学术特色，并分享了在全球范围进行跨机构合作研究的体会与经验。他坦言，许多流散海外的丝绸文物，自入藏以来从未被打开过，保存状态堪忧。项目组介入后，不仅深度参与了前期的科学分析与检测工作，还为海外文博机构的修复工作提供了深入的方法指导。例如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中方团队对残片进行了前期的分析检测，为法方修复师随后进行的文物本体修复与加固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敦煌学的补全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在座谈研讨环节，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两项成果在资料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深度以及文化传播的广度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认为，《全集》的出版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短板。他说：“传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为主，而丝绸作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长期处于研究边缘。这套书的出版，使得壁画、文献、丝绸得以‘鼎足而三’，互相呼应，促进敦煌学研究趋于完善。”

荣新江进一步阐释了丝绸实物对壁画研究的校正作用。敦煌壁画经过千年风化，色彩多有失真，而封存于藏经洞的丝织品保留了唐代最原本的色彩体系。通过《全集》提供的实物色彩数据，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复原壁画原貌，解决壁画断代及服饰制度研究中的诸多疑点。

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则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解读了这一工程。他提及丝绸文物流失是国人长久以来的“文化心结”。虽然文物实体流散海外，但通过中国学者的学术介入，对其进行重新定名、断代与工艺解释，实际上是实现了“学术话语权”的回归，做到了“在中国研究中国”。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说《全集》是聚焦型的“主题学”研究，那么《大系》就是一幅全景式的《千里江山图》，两者共同构筑了中国丝绸文化的宏大叙事。通过与国外同类展览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学者在丝绸这一大主题上，无论从体量还是研究深度上，已展现出超越国外同行的能力。

“技术艺术史”视域下的基础数据建设

不同于传统的艺术类图录，《全集》《大系》展现了鲜明的“技术艺术史”研究视域，强调以科技手段获取微观证据。

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教授苏荣誉高度肯定了项目组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丝绸文物作为有机质文物，保存难度与研究门槛极高。赵丰团队的工作不满足于简单的图录编纂，而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去整理原始材料。他认为，这种“苦功夫”，确保了基础数据的齐全与定名的准确，为后人进行跨媒介纹样研究、技术复原乃至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技术分析对于鉴定的意义。他提到，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已开设“科学技术与艺术”课程，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书画鉴定（如宋画断代）中，往往面临“仁者见仁”的主观困境。这套书提供的显微摄影和织物结构数据，为断代提供了肉眼不可见的“微观标准”。如通过1厘米内经纬线的根数等量化指标，可以为纺织品乃至相关书画文物的断代提供坚实的判断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则认为，《全集》与《大系》不只是丝绸史、艺术史，更是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她表示，书中收录的大量残片和详尽的纹样复原，为解读古诗文、了解古代设计史提供了近乎完备的资料库。她特别提到唐代金银器与丝绸在纹样设计上的互通关系，指出无论是金银器的“丝来线去”还是丝绸纹样，都是古代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书为跨门类的工艺美术比较研究提供了关键坐标。

跨媒介研究与知识体系的“重构”

随着材料的汇聚与视角的更新，这两套书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机制的深层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杭春晓提出了“知识网络”与“涌现”的观点。他以山东临淄出土的战国“贝壳画”为例，指出由于学科建制的壁垒，考古界与艺术史界对同一材料的价值认知往往存在偏差。杭春晓认为，赵丰团队的工作通过高密度的材料组合，打破了原有的叙事逻辑，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网络”。他引用物理学概念“涌现”，认为当微观材料的积累达到一定密度时，会产生宏观层面的新功能与新认知，从而实现知识体系的重构。

浙江大学教授贺西林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强调，这两套书不仅促进了以丝绸为核心的物质文化研究，更对“跨文化”与“跨媒介”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丝绸上的许多纹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画像石、金银器等其他媒材有着密切的互动。研究员扬之水也具体论述了这一点，她引用唐人“丝来线去”的说法，指出金银器纹样往往借鉴自丝绸。这两套书中的纹样复原图等资料，为跨门类的工艺美术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参考。

成果转化与未来展望

针对如此体量巨大的学术成果，如何进行社会化传播与利用，也是座谈会关注的焦点。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丝绸艺术大系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建议，在学术版全集出版后，应尽快推出“精粹本”，让宏大的学术巨著也能便于更多图书馆和研究者收藏与使用。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严勇则结合故宫经验，强调了丝绸文物影像采集的难度，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后续卷本的编纂。

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外聘研究员王丹指出，实体文物回归困难重重，但《全集》与《大系》实现了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同时，两套书就像就两份“展览大纲”，能够直接指导推动海外博物馆举办中国丝绸展览，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她还提到该项目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文物、还懂纺织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书本之外的宝贵财富。

这两项成果的发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主体性与话语权，为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坚实的学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