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按照材质来区分古代器物的分类研究中，金银器没有成为单独的门类。以科学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出现后，金银器实物不断出现，改变了很久以来人们依赖文献记载对古代金银器的想象，直观地看到了古代金银器的真实面貌和变幻难测、跌宕起伏的变化，感受到了器物上凝聚的艺术家与工匠的才华智慧。

中国古代金银器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中显示出阶段性变化，大致可分为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代以后三个发展时期。

河南汤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含金砂陶片，被推测是有意把金砂掺入陶土内以起到装饰作用。稍晚一些相当于夏代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环、银环，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首饰。到了商代，北京刘家河墓葬出土金钏、金笄和金耳饰，其他很多商代遗址和墓葬中也发现金箔、金片、金叶、金丝，大多是黏附在棺椁、漆器、车马具上的饰品。用于装饰大约是黄金最初的功能。

商末周初的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发现的黄金面具，有强烈的祭祀膜拜意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纯金皮包卷的杖，是权力的象征。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饰件，明确表现了对太阳神的崇拜。河南三门峡西周时期虢国墓的金腰带饰，是死者身份地位的体现。西周晚期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墓的金饰片，可能为棺上的装饰。这类贵重豪华的器物，极大地扩展了黄金的使用功能和特殊意义。

容器的出现是金银器发展中划时代的标志。湖北随州战国时代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杯和器盖，形体大，花纹精细而复杂。山东淄博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坑中出土的银盘，据刻铭可知为战国时代所制。这些器物的制造方法基本与当时的青铜器相同。

战国时期黄金、白银已经具备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进入汉代，金银器制造摆脱了主要作为附属装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金银器皿数量、种类增多，有盘、匜、碗、盆、盒和壶等，还有金灶模型、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金银印章及各种首饰。新见的有医用器具、工具等，进一步扩大了金银制品在生活中的用途。广州南越王墓、河北满城刘胜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的金银器，是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发现。

汉代关于金银矿藏的开采方式、冶炼、金银成色的记录都出现新变化。《华阳国志》讲到培县“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人们对河流中淘出的黄金加热融合，是对火法炼金的掌握。用色泽来判定黄金成色的技术已经成熟，汉代经测定的马蹄金等的含金量一般都在95%以上，最高达99.3%。如果没有较高的冶炼和提纯工艺，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纯度。

陕西西安沙坡汉墓出土的金灶模型，四壁、边缘用金丝和金粒焊缀出纹样，金丝焊卷出烟囱，灶眼上的釜中堆满金粒。河北定州陵头村东汉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的龙形金饰片、金辟邪、羊群均为掐丝作品。这些掐丝和金粒焊缀及镶嵌工艺，反映了当时对金银材料特性的深刻认识。河北获鹿西汉墓的银盘出土时洁白光亮，崭新程度犹如现代器物，表明当时抛光技术达到很高水平。

文献记载还透露出汉代金银器制造主要由官府掌控，也有皇亲贵戚私自制作。汉代使用金银器除与财富、权力结合之外，还上升为神秘的信仰，“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这一观念助长了金银器皿的生产制造，暗示出金银器虽然未必是各种材质的最顶端，却在社会生活中霸居首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银的开采、器物制造以及官府手工业管理经常失控，黄金和白银产量减少，另外，佛教的兴盛也耗费了大量金银，这一时期发现的金银器不多。从文献记载可知，这一时期人们对银矿品位的认识提高，出现了采银专业户，禁止民间私造金银器，金银器物种类逐渐增多。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西方国家和地区输入品较多。外来器物，其技术为中国金银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隋唐五代，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黄金、白银材料上光亮照人的优势，能够创造出精细和灵巧的作品，于是在金银工艺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金银器不仅数量、种类远超前代，而且作品的境界神奇。这一时期重要的发现有陕西西安李静训墓、西安南郊何家村、西安和平门外、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窖藏、铜川耀县柳林背阴村、宝鸡扶风法门寺地宫，江苏丹徒丁卯桥，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临安板桥吴越墓等。

隋和唐代前期的部分器物如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和折腹碗，形制不是中国传统造型，即便不是外来物品，也是仿造品。流行的忍冬纹、葡萄纹也具有外来文化风格。唐代后期及五代，基本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常见的碗、盘、盒等器皿的平面多做成花口形，纹样风格自由随意，以阔叶大花为特点的折枝纹兴起，鸳鸯、鹦鹉、鸿雁、双鱼等成为人们喜爱的动物题材。新出现了各式壶和锅、铛、瓶、蛤形盒等器型，还有整套的茶具、酒具等。

辽代金银器主要发现在等级规格很高的皇室贵族墓葬中。金代、西夏金银器不多。

宋代以后，由于金银器原材料更加充足，器物产量增加，商品化和民众化的倾向很浓，批量生产使器物大量重复，模式化、成套的器物纷纷出现。器物的商品化，使产品适应了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以崭新的风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是更加华丽、精细；一是趋于素朴、简洁。前者服务于贵族豪富，后者满足于普罗大众。

宋元金银器多出自窖藏，比较重要的有福建邵武故县、江苏常州溧阳县、浙江温州永嘉县、江西乐安县、四川彭州、山东临沂莒南县、湖南常德临澧县和安徽合肥的发现。墓葬中的金银器，以安徽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和江苏吴县延祐二年（1315年）吕师孟墓、无锡延祐七年（1320年）钱裕墓、苏州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张士诚母曹氏墓为代表。还有一些平民墓葬的发现，表明拥有金银器不再局限于皇室和高级贵族，富庶人家的生活用品中也较为常见。

宋元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发生明显的改变，普通的碗、盏、杯、碟、盘、盒、瓶各有不同的样式。如碗类器物，除了圆形，还有四曲、五曲、六曲、八曲、十曲、十二曲甚至更多，有些器皿造型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梅花、葵花、莲花、菊花。写实纹样的种类也十分明确，花草动物大都具有特定含义，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纯洁、桃子象征长寿、梅兰竹菊象征君子、鱼象征富裕等，花鸟虫兽组合直接与福、禄、寿、禧等观念相联系，通过象征、寓意、比拟、谐音等表达思想。

士大夫的审美影响了高档产品的制造，诗情画意的场景、闲情雅致的意蕴经常体现在器物装饰图像上，并题有诗句，融诗书画为一体。仿古或复古风格的器物又是一个重要现象，通常是模仿先秦时期青铜礼器，古色古香。

宋元金银器上的刻铭大量出现。刻铭文字的内容有制造地点、店铺字号、工匠名字、所有者名字以及器物名款、重量和质地成色的标记等。这些铭文，反映出店铺及工匠对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充满自信以及对客户信守承诺的态度，带有宣传、广告的意味，这是私营作坊和个体工匠发展的成熟标志，还可确认一些名不见史传、却留下优秀作品的工匠名字。

明清金银器的用途更为广泛，渗透到宗庙建筑、宫廷装饰、典章祭祀、冠服首饰、文房用具以及陈设和佛事等方面，器物无固定模式，很多向纯艺术性、观赏性方向发展。

明代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成化帝万贵妃之父万贵墓、南京中央门外明代开国将领康茂才墓、汪兴祖墓、东瓯王汤和墓，还有各地藩王及其家族墓葬都出土金银器。定陵共出金器289件、银器271件。其金爵、金壶、神宗皇帝佩戴的金冠等，显示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清代金银器向华贵、辉煌嬗变，包括清太宗皇太极之女固龙雍穆长公主墓出土装骨灰的银屋，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荣禄墓中随葬的大量金银珠宝等等。

金银器，质地上的可塑性和外观上的绚丽辉煌，使人们利用物质材料来表达精神生活的形式更加丰富，虽然与高和贵结缘，代表着上层社会的文化面貌，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财富、信仰、礼仪、等级、技术、艺术、时尚、理想及对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风貌与变迁。这部《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就是这一历史的全面展现。

将全国各地从早到晚的古代出土金银器编辑成书，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本书虽然称为全集，但与出土实物相比，也只能说具有代表性，是精选，不得不遗憾地删减大量重复的器物，对有些未经去锈修复或照片不清晰的器物也忍痛割爱，好在每卷不仅有概述，还有资料出处的注释，可供参考。但重要的是，很多器物是首次刊布，有些以往虽发表，这次采用了更加清晰的照片和准确的说明。

本书的编撰酝酿在十几年前，正式启动后，由众多的发掘收藏机构、作者、编辑共同努力完成，应该向所有参加本项工作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本文摘自该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中国出土金银器全集》（共十六卷）

主编：齐东方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