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是夏时期分布在中国甘肃、青海和宁夏南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其发现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基本同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甘、青、宁等地调查和发掘的齐家文化典型遗址数量颇多，学界关于齐家文化的各类研究汗牛充栋，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情况是，迄今出版的齐家文化大部头发掘报告屈指可数，很多堆积厚、遗存丰富的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多是以简报甚至简讯的形式刊布信息，这严重制约了学术界对齐家文化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研究。作为一支“国际化”色彩浓厚的史前文化，齐家文化本身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而完整资料公布的滞后性，导致一些基础研究和关键问题难以彻底解决，因此，当前齐家文化实则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2023年12月，《武威海藏：齐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下文简称《武威海藏》）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

海藏遗址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齐家文化的典型遗物。2018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从内容上看，《武威海藏》由两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遵循当前中国考古学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的普遍理念，客观、完整地公布了海藏遗址发掘的11个探方、12座墓葬和13个灰坑。报告编写者用“文字+线图+照片”的三维视角将涉及的地层、遗迹和典型遗物皆进行完整呈现。发掘报告后附的十五张附表更是对出土遗存的二次梳理和统计。

第二部分，以出土材料为基础，就海藏遗址的文化特征、手工业研究（包括陶器、骨器、石器和玉石璧的制作）、生业与环境、东西方文化交流等四个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报告后附的十个附录（涉及碳十四测年、玉石器材质检测分析、玉石璧制作工艺分析、人骨鉴定、植物遗存鉴定、骨骼同位素分析、动物遗存鉴定、铜器成分检测、地层地球化学元素分析）即是对上述四方面问题的细化研究、量化回答和科学阐释。

不难发现，《武威海藏》既是一本首次全面披露考古资料的“发掘报告”，也是一本首次就这批材料进行系统讨论的“研究报告”。其实，从遗迹数量来看，不论是在整个齐家文化分布区还是仅在河西地区，海藏遗址并不是一处“重量级”的遗址，但由于出土遗存的特殊性和刊布材料的完整性，使其无可替代，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有望向前推进或彻底解决。在此，笔者简略谈谈以下六个方面的感性认识。

第一，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分布格局基本明晰。李水城先生曾注意到，齐家文化在河西地区虽已西进至黑河流域，但永昌以西发现的齐家文化陶片数量不多，且不见单纯的齐家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娘台、张掖西城驿、民乐五坝、酒泉西河滩和敦煌旱峡是河西地区经过科学发掘且遗存主体涵盖了齐家文化的重要遗址，相关出土材料表明：在河西走廊，位置越靠东，齐家文化的风格越“浓”，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共存的情况越简单；位置越靠西，齐家文化的风格越“淡”，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共存的情况越复杂。无疑，海藏遗址将齐家文化在河西地区的这种分布特征展现得更加清晰和立体。

第二，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内涵标杆逐步确立。海藏遗址发掘和公布材料之前，最能代表河西地区齐家文化面貌的遗址非武威皇娘娘台莫属。皇娘娘台遗址先后经历四次发掘，发掘总面积1310平方米，但由于时代局限，该遗址公布的材料有限，关键单位的准确层位信息和典型遗迹的具体器物组合多难以确认。海藏遗址发掘总面积和遗迹数量虽不及皇娘娘台，但发掘报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全方位的刊布和立体化的展示，所有信息均一览无余。海藏和皇娘娘台遗址相距约2公里，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存相似但不相同，二者既互为参照，又互为补充，前者资料的系统刊布，定有助于学界对后者产生更加深入的认识，两处遗址“联手”，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标杆可基本确立。

第三，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用玉制度”正式确定。近年来，齐家文化玉器的研究逐步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正式发掘出土的材料较少、不成规模，征集或传世的玉器数量颇多、真假难辨。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虽使用玉器，但既不规范，也不系统，谈不上所谓的“用玉制度”。不可否认，从整体而言，相较红山、凌家滩和良渚等玉器发达的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确属零散发现，但河西东部却有其特殊性，因为以海藏和皇娘娘台这两处遗址为代表，出土的玉石器数量多、集中程度高，单个墓葬中随葬的玉石璧少则数件，最多可达八十多件。难能可贵的是，玉料、玉器半成品、玉器完整器、制玉工具等都能在海藏遗址见到，而且数量颇丰，正因如此，发掘者认为海藏遗址很可能是一处玉器作坊。更引人关注的是，作为随葬品，玉琮多见于齐家文化分布区的偏东地带，偏西地区基本不见，但是在海藏遗址居然发现一件琮玉芯，这给读者带来诸多遐想空间。总而言之，海藏遗址玉石器的重大发现和考古工作者围绕史前玉器在河西地区已开展的大量田野实践，为学界准确理解齐家文化的玉矿选择、玉器制作、玉器使用和玉器流通（贸易）等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关键材料。现可明确，在夏时期甘青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齐家文化用玉制度发挥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同时也期待海藏遗址能够助力学界逐步揭开西北地区早期文明的神秘面纱。

第四，河西地区齐家文化的生业模式愈显独特。齐家文化的生业模式问题，是迄今依然困扰学界的一个大课题，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齐家文化不适宜原有的农业生产，逐步走向了畜牧业和采集经济。也有人认为，齐家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这些分歧可能与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齐家先民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举措有关。海藏遗址在河西地区显然具有代表性，从发掘报告提供的植物分析、动物分析、同位素分析等多个角度看，实在难以定论齐家文化时期的海藏先民究竟是以哪一种经济模式或生业方式为主，农业和畜牧业都特征显著，这种“兼业”型的生业模式再一次提醒研究者，对于分布在农牧交错带或者“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齐家文化生业模式的讨论，“非此即彼”的结论很有可能并不适用，虽然同属齐家文化，但每个区域、不同时段、每处遗址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情况。

第五，夏时期河西诸文化的分布态势已经明确。现有的材料表明，夏时期的河西走廊既不“单纯”，也不“太平”，因为恰好在这一时期，多个生活居址和墓地都能见到两支或多支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在同一遗迹单位共存的现象，齐家文化与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与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但不管是作为“主角”还是“配角”，齐家文化从不缺席。这一复杂现象为我们重构和解读夏时期河西走廊的文化态势提供了一个特殊而又真实的历史大背景。

第六，齐家文化的“国际范”越发凸显。海藏遗址的发掘为齐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这些考古材料无不彰显齐家文化的确是一支融合东西方文化元素的考古学文化。当前，不少学者都称齐家文化为东西文化的“传播者”，但“传播者”这一标签不仅不能完整体现齐家文化的“国际性”，还会降低齐家文化的“国际范”，因为以制玉、冶金、部分特殊陶器和部分典型动植物遗存为代表的考古材料已非常明确地显示，在夏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进程中，齐家文化既是多项“高科技”的创造者，也是东西文化（文明）的传播者，更是区位优势明显的文化（文明）“中转站”。

当然，不管是材料刊布还是学术研究，《武威海藏》并非完美无缺，如石质工具平面线图的细节绘制，还有提升的空间；对部分出土彩陶的文化性质判定，似乎还有商榷的余地。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从2018年海藏遗址的发掘到2023年约120万字的《武威海藏》考古报告正式出版，总共仅用了5年时间。其实，这只是近十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加紧整理新旧材料、加快出版考古报告的一个真实缩影。位于张掖的黑水国基地正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的“重镇”之一，笔者曾专程探访，两层高的基地孤傲地矗立于黑水国遗址保护区内，土黄色的主色调，远远望去显得宁静而又悲壮，多批珍贵的文物都集中展陈在现代化的基地库房内，武威海藏发掘的材料就位列其中。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团队以90后和00后为主力，团队成员专业素养很高、学术思想活跃。我们相信，《武威海藏》的出版定会翻开齐家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武威海藏：齐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编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