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农历马年，马在中华文明中始终承载着奋进、忠诚的文化寓意。《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在汉代，马已经远远超出生产工具的属性，深深融入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当中，是国力的重要标志。《汉书・匈奴传》记载：“车骑者，天下之武备也。”汉武帝时期通过“马政”建设，“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边郡，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为北击匈奴、开通丝路奠定了物质基础。马不仅是军事装备的核心，更是经济交通的枢纽。《盐铁论》有言：“车马者，商之具也。”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中，马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运力支撑。同时，马被赋予祥瑞寓意，《后汉书·舆服志》载：“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马的数量和规制成为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已经具有实用价值与象征意义。
茂陵博物馆馆藏的汉代马文物，均出土于汉武帝茂陵陵区，它们以不同质地和奇美造型，将西汉时期马的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是西汉鼎盛时期丧葬文化与物质文明的集中呈现，为研究西汉社会生活、军事建构、审美艺术及丧葬礼仪观念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实物佐证。
鎏金铜马（图1）
通高62厘米，长76厘米，重26千克，系以西汉时大宛（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区）产的汗血马为原型精制而成，通体采用鎏金工艺。铜马昂首挺立，双耳直竖如削竹，耳间有一突出肉角，颈部錾刻鬃毛，双目圆睁凝视前方，口微张，露出牙齿六颗，鼻翼翕张似欲嘶鸣，肌肉线条饱满流畅，从脖颈到臀部的曲线自然舒展，四腿笔直有力，四蹄蹬地，体态矫健，马尾上翘，尽显蓄势待发的雄姿。马肌肉和筋骨雕刻符合解剖比例，其身中空，静中含动，气度非凡，有一发千里之势，在古籍中被称为“金马”或“天马”。整体造型精美绝伦，作张扬驰奋的样子，尽显沉静、自然和阳刚之美，有一种内在的动静相宜的韵味，华丽雍容，为稀世珍宝，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鎏金铜马的造型严格遵循《相马经》标准，头小颈长，胸宽腰细，四肢修长，正是汉代推崇的“天马”形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后又得大宛汗血马，遂改乌孙马为“西极马”，汗血马为“天马”。这件鎏金铜马正是“天马”的艺术再现，既体现了汉代对良马的鉴别标准，也蕴含着汉武帝开疆拓土、渴求西域宝马的政治抱负，是汉代军事、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彩绘陶马（图2）
高58厘米，长64厘米，重7千克。马整体呈昂首伫立之姿，体态雄健，气势昂扬。马头高昂，微向前探，口部微张露齿，似作嘶鸣之态，神态警觉。双耳竖直前耸，轮廓分明，耳尖略圆，贴合马的生理特征。双目以浅刻手法勾勒，眼神专注有神。身躯比例匀称，肩背宽阔，胸肌、臀肌线条饱满隆起，腰腹紧致，四肢粗壮有力，前肢直立，后肢微蹬，蹄部模制清晰，棱角分明，尽显膘肥体健之态，精准再现了良马的矫健身姿。尾部上扬舒展，尾翼自然展开，尾端向上卷曲并呈打结状，造型独特新颖，为同期陶马中少见的装饰手法，打破了传统陶马尾部的常规形态。
陶马采用“分件模制+套接组合”的成型工艺，身躯、四肢、尾部均为单独模制，待陶坯半干后通过榫卯式接口套接组装，接口处理规整平滑，结合紧密牢固，未见明显松动或裂隙，组装后整体浑然一体，充分体现了当时先进的陶塑成型技术。表面经精细打磨，局部残留少量红褐色彩绘痕迹，推测原本以泥质红陶为胎，通体施彩，因年代久远有所脱落。其以写实主义手法塑造，形神兼备，既注重对马匹体态结构的科学还原，又通过对头部神态、尾部动态的艺术化处理赋予马鲜活生命力。
青铜马（图3）
长9.5厘米，宽4.75厘米，高9厘米，重0.225千克。青铜材质，锈蚀严重，通体无纹饰。马呈立姿，昂首，竖耳，双眼圆睁，长颈，腹下中空，尾下卷，勾勒出马匹的雄健身姿，略显古朴厚重，对研究西汉青铜铸造工艺和流程具有较高价值。《后汉书·舆服志》载：“公、列侯以下至三百石以上，皆带剑，佩刀、绶，乘辎軿，加画帷裳，缴络，置饰件。”这件青铜马或许正是仪仗中的组成部分。其朴素的风格与实用的设计，展现了汉代青铜器物“器以载道”的实用美学，与鎏金铜马的皇家气派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汉代不同阶层的用马文化。
陶马头（图4）
马头部残高19.5厘米，重0.875千克。其以泥质灰陶为胎，胎质坚致细密，烧成温度均匀。器表经打磨处理后通体施彩绘，虽彩绘层多已残损剥落，仅局部残留矿物颜料痕迹，但推测原施红、白等色彩以表现面部装饰细节。马头昂首作昂扬之态，双耳直竖且轮廓规整，耳部厚度均匀；双目圆睁，以浅刻技法勾勒眼睑轮廓，眼球外凸并向下凝视，神态专注有神；口部微启，唇线通过塑痕清晰界定，上下颌结构以简约塑工微妙呈现，面部肌肉线条凝练流畅，既保留写实质感，又兼具写意韵味。它对补充西汉陶马类型学资料、深化汉代陶塑工艺史研究及审美观念具有参考价值。
绿釉胡人骑马俑（图5）
高9.5厘米，长9厘米，重0.125千克。以泥质红陶为胎，通体施苍翠莹润绿釉，经高温烧制后质地坚实，尽显汉代成熟绿釉工艺特质。马作立姿，躯体丰腴健硕，胸肌饱满，四肢直立稳健，昂首竖耳，双目圆睁，尾微卷上翘，鬃毛刻画简练。其体态紧凑、筋骨劲健，凸显西域马种典型特征。骑俑为西域胡人形象，头戴风帽，紧贴头部，身着西域风格连体窄袖衣裳，腰间束带，衣纹刻画流畅，契合骑乘功能。胡人面部高鼻深目，眉弓隆起，颧骨微突，下颌线条分明，轮廓立体感强烈，其双手置于身前，姿态恭谨灵动。
绿釉胡人骑马俑以汉代写实陶塑风格为基底，精准捕捉西域胡人的外貌与服饰特质，直观呈现胡汉文化差异，印证了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人员往来盛况，是大汉开放包容气象的实物见证，对研究汉代陶塑工艺及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马踏匈奴石雕（图6）
高1.68米，长1.9米，是霍去病墓石雕群的主体雕刻。其以“一人一马”的对比构图，揭示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思想。战马昂首挺立，四腿笔直，马尾根部上翘，体态雄健，气宇轩昂；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挣扎，左手握弓，右手持箭，须发凌乱，一副惊恐又绝望的神态，宽额头，大颧骨，大而结实且略微有上翘感的下巴，雕琢得十分精湛、传神。这种构图既歌颂了霍去病的战功，也彰显了汉王朝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创作者在雕刻技法上，融合圆雕、浮雕与线刻，整体造型大刀阔斧，但在关键部位，如匈奴的须发、战马的肌肉等部位精细雕琢，形成朴厚而富有张力的视觉效果。
跃马石雕（图7）
高1.50米，长2.40米，其以蓄势腾跃的瞬间为表现焦点，工匠巧妙利用石材天然形态，以分层减地法雕刻马胸，其余部位以线刻勾勒。马的面部轮廓和棱骨结构分明，深陷的眼眶和凸出的眼球使马的目光炯炯有神。耳朵竖起，轮廓线条清晰，如削竹般尖直挺立，仿佛在倾听着远方的战鼓号角声，时刻准备响应战斗的召唤。马鬃线条排放有序，前蹄回收离开地面，精准捕捉了马匹全身发力、即将跃起的动态，颈部肌肉紧绷，四肢蓄力，整体如离弦之箭，充满爆发力。整体有极强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体现出雕刻者的精湛技艺。作品的动感不仅体现在姿态上，更通过马尾巴的处理强化，尾部以浮雕技法塑造，根部粗、尾部细，显得坚实有力，仿佛随身体的腾跃而绷紧，凸显战马的强悍与急切。这种处理使跃马呈现出冲锋陷阵的视觉效果，唤起观者对塞北战场的联想。
起马石雕（图8）
高1.44米，长2.6米，工匠刻画了一匹从卧姿起身的战马。马头微抬，肉角突起，竖耳倾听，右前蹄微屈，后腿蓄力，展现出静中待动的张力。马的双眼圆睁，直视前方，眼神中透露出机警与敏锐。马腿粗壮结实，骨骼结构清晰，肌肉纹理分明。腿部的肌肉隆起，尤其是小腿部分的肌肉，雕刻得极为逼真，仿佛能看到肌肉在皮肤下的跳动。从颈部到臀部，背部线条流畅自然，微微向上隆起，形成优美的弧线，既展现了马的身体结构之美，又体现出它的肌肉力量。其以立体圆雕塑造躯体，用锐利线条勾勒肩胛与四肢，既表现出马的健壮肌肉，又暗示了即将迸发的力量，显示了战马的警觉性。
茂陵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马文物，反映了当时的畜牧文化与审美取向，展现了马在汉代军事、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印证了《盐铁论》中“车马者，邦之利器也”的论断。从鎏金铜马的皇家气派到陶马的朴实无华，从青铜马的实用之美到石雕马的雄浑气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大汉王朝的雄风与智慧。在2026农历马年即将到来之际，品读这些跨越千年的马形文物，不仅能领略汉代艺术的魅力，更能读懂中华民族对马的深厚情感，以及马所象征的奋进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涵。
（作者单位：茂陵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