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作为十二生肖之一，是人们狩猎、畜牧、出征、行旅和农耕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动物。《周礼·夏官·校人》中记载：“春祭马祖，执驹。”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国至少在周代就开始崇拜马祖，并举行各种祭祀仪式。马的形象贯穿千年，早已超脱动物形骸，成为文明深处的精神符号。

奔腾的神性

在先秦时期的草原部落中，马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沟通人神的媒介，这种“马为神使”的信仰为草原人民所尊崇。饰牌是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等古代游牧民族佩戴在服装、腰带或马具上的装饰物，其中马纹饰牌是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饰品，是草原游牧文化的重要遗存之一。

宁城县小城子镇那素台出土的春秋卧马形金牌饰，长4.6厘米、宽4.5厘米。形状为卧马，马呈蹲踞状，四肢内屈，回首竖耳，圆目，有孔。背面有两桥形钮，可佩戴。该文物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东胡族对马的崇尚，是具有浓郁马背民族风格的典型金器。

春秋时期的马形金饰件，多以写实的单马形象质朴呈现，到了战国时期，金饰件中的马形象则更为多样，除了写实风格外，还出现了与神怪相结合的形式。

易县燕下都辛庄头M30出土了战国鎏金铜翼兽噬马纹牌饰，长11.8厘米、宽7.7厘米，牌面上压制出神兽噬马的纹样。上端正中饰一牛头，以牛头为轴，中分画面，双兽双马对称分布于左右。牛角两侧各有一个昂首曲身的怪兽，牛头下部正中又饰相向而卧的双马，小马做跪卧状，头向后转，身体微屈，四肢蜷曲于腹下。双马左右两侧饰相向的两条神兽。

飞扬的意象

汉代马的意象陡然扩充，注入了帝国的雄浑气魄。《后汉书・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马成为贯穿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领域的核心资源，深刻影响了汉代的国力兴衰与历史走向。

陕西兴平市茂陵陪葬坑阳信墓南出土的汉代鎏金马，长76厘米、通高62厘米。通体铜铸鎏金，马昂首，眼圆睁，鼻鼓，沿外翻，耳壳薄而高耸，口微张，露出牙齿六颗，两耳竖立，耳间、颈上刻鬃毛，作站立状，颈部和前胸肌深陷，四肢筋腱明显，马身中空，翘尾，体态矫健。

猛兽食马是汉代金银器中较为常见的题材，这种题材并非表现“破坏”，而是通过猛兽征服战马的场景，隐喻贵族对“财富（马）”与“力量（猛兽）”的双重掌控，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如徐州博物馆藏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汉代金带扣，长13.5厘米、宽6厘米。其表面采用浅浮雕工艺装饰二兽食马图纹样，一熊爬在一匹马背上撕咬，一熊咬着马的颈部，而马似奋力挣扎，后半身扭转向上。马的颈、胸、腿与臀部分别刻有螺旋状凹叶纹。

在中国神话中，龙马是承载河图洛书的神兽。传说龙马从黄河跃出，背负河图，献给伏羲。济南市章丘区洛庄汉墓出土一件汉代青铜鎏金龙马当卢，高16.5厘米、宽8厘米。形如一片叶子，镂空透雕出一匹四足腾空的“马头龙身”图案。它的耳朵尖立，目光如炬，下颌清晰，马脖上的鬃毛也剪得平直爽利，整体身形呈反S形，卷曲形状。此器物刻画的“马头龙身”的神兽，应是神话传说中的龙马。

不羁的灵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发导致马匹需求激增，马在社会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北方草原鲜卑民族留下了大量以马为主题的文物，这些文物多以金银为材质，造型简洁豪放，充满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

鲜卑是以畜牧、狩猎为主的民族，其畜牧业主要是养马，同时，鲜卑人对马的喜爱也反映到器物纹饰上。如内蒙古六家子鲜卑墓群出土了一件双马形金牌饰，长8.8厘米、宽4.2厘米，黄金铸造。两匹马躯体连在一起，尾部卷曲，头相背，两匹马只铸出头、颈、前足部。腿下部分已残。二马分别作昂起状，耳朵分别向前，耳后部各铸一环，两匹马眼一为椭圆形，一为菱形，马鬃竖起。

金质马纹带板（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饰牌正面浮雕一飞马神兽形象，马首微昂，眼睛圆睁，鼻鼓，口微张，两耳竖立，耳间与颈上刻鬃毛，肩部展开双翅，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造型十分生动。此带板与1959年出土于扎赉诺尔鲜卑墓群飞马纹鎏金铜饰牌在造型上非常相似。《魏书・序纪》中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文献中记载的这种神兽，或许就是带板与牌饰上所刻画的飞马，是鲜卑人对朝夕相处、赖以生存的马匹的一种神化。

包容的气魄

唐代马文化的繁荣，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王朝，唐代与西域各国往来频繁，优良的突厥马、大宛马不断传入中原，为工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原型。

在唐代，马除了作为交通工具外，还可以衔杯跳舞祝寿。唐宰相张说在诗中写道：“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正是对此诗的印证。银壶通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银壶的腹部两侧以模压手法各锤出一幅凸起的骏马图像，这匹马身躯健硕，长鬃披颈，前肢绷直，后肢弯曲下蹲，马口中衔有一只酒杯，其上扬的马尾和颈部飘动的绶带显示出十足的动感。

唐代是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一条横穿亚欧大陆、连接东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热水墓群是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的墓地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的唐代吐蕃时期骑射形金饰片最具代表性。此饰片长13.5厘米、宽9.8厘米，展现了一名威武的男子形象，满弓拉弦，策马飞奔，马呈奔驰状，前肢向前伸直，后肢两蹄向后，身体前倾，脊背呈流畅的弧形，头部微侧，鬃毛向后飘卷，马尾上扬。

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除了尽显英勇武士风范的马形金饰件外，还有一批金马造型与之形成鲜明反差，风格迥异。如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馆藏唐代嵌绿松石马形金饰，金色的小马点缀碧色的绿松石，富贵中透露着可爱。

承唐之后，辽代的契丹人“以车马为家”的游牧特性，催生了大量与马相关的文物。如彰武朝阳沟2号辽墓出土的辽代双翼马纹鎏金银饰件，采用银质鎏金。饰件略呈三角形，鱼子地纹，四周及中间的竖棱两边錾刻连珠纹，棱两侧分别錾刻一匹翼马，两匹马相向奔腾，四周錾刻缠枝花卉。

工整的造型

明清时期，马文物的创作逐渐走向程式化，虽仍保持着马的外形与神态，却少了几分灵动与活力，工艺上则集累丝、镶嵌、鎏金之大成，尽显宫廷的规整与华丽。

明代铜洒金马形纸镇（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高5.6厘米、长7.6厘米。以青铜为材质，表面有洒金工艺，造型为马，马呈跪卧回首之姿，双耳竖起，双眼圆睁，嘴部轻抿，马鬃发、尾毛都刻画得细致入微。体型小巧，工艺精美。

清代工匠们注重将马的形象与各种工艺相结合，创造出了许多精美的马形文物。清代铜鎏金马（烟台市博物馆藏），长14厘米、高13厘米。通体采用鎏金工艺制作，造型为马匹形态，整体呈现站立状马匹造型，四肢稳健有力，头部微侧，鬃毛与尾部的雕刻线条流畅自然。

马形金银器在时代变革中，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与更替，从草原文明的配饰到中原王朝的宫廷器具，始终承载着丝绸之路的交流印记与中华民族的昂扬气质。

（作者单位：山东省滕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