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第二届“科技考古周”系列活动“中国青铜文明——殷墟与三星堆的时空对话”学术讲座首场报告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主讲，题目为“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

张昌平提出，公元前1100年前后，中原文化区发生了商周之变，而在成都平原，多数学者认为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取代了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祭祀坑是其王国走向终结的结果。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成都平原，除三星堆和金沙这两处知名遗址外，竹瓦街遗址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三星堆、金沙、竹瓦街都是大型聚落，三者的存续年代并非前后相继，而是彼此有重叠共存的时期，且普遍盛行祭祀，文化面貌相近。但三星堆祭祀坑、金沙祭祀区、竹瓦街窖藏呈现出的社会场景存在显著差异。他尝试从祭祀活动的一般情景切入，观察三星堆祭祀场景，分析成都平原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背景，进而解读成都平原地方青铜文明和商王朝之间的关系，探讨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的兴衰以及社会格局。

张昌平首先梳理了三星堆、竹瓦街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出土遗物对三个遗址的年代做出判断。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共发现有8座祭祀坑，一号坑和二号坑的资料发布最为完善，坑内器物可分为六类：

①具有人格性的器物（青铜人像、人面具、兽面具、眼形器和太阳形器等）；

②人物、动物组合成复合型器物（青铜神树、祭坛、神兽以及附属的人物、龙、鸟、铃等）；

③青铜容器（尊、罍、瓿、盘等）；

④青铜或玉石质地的仪式性器物（牙璋、戈、璧形器、凿等）；

⑤可能为外来背景的器物（金器、海贝、象牙等）；

⑥陶容器（尖底盏、器座等）。

除此之外，坑内大量的烧骨碎渣也非常值得注意。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可分为两个方面，祭祀坑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但整个三星堆文化是从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开始一直延续到商末。竹瓦街遗址以两处青铜器窖藏为代表，器物具有浓厚的中原文化风格，年代为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遗物多为破碎状态，年代难以确认，过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其年代上限为西周，但金沙祭祀区使用与三星堆祭祀坑完全相同的折肩尊或罍，表明金沙至少在殷墟文化时期是一处高等级的中心聚落。三星堆和金沙至少在殷墟文化时期这一较长的时段是并立的，并非先后承袭的两个青铜文明中心。金沙遗址的年代下限可至春秋早中期，因此至少在西周早期阶段，金沙与竹瓦街也是两个并立的中心聚落。综上，商周时期的成都平原并非是大一统的格局，而是多个政权林立的状态。

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祭祀形式最清楚的是金沙遗址，其祭祀的堆积形式可分为沉于湖沼或低洼之处、集中堆置于“地面”、挖坑集中分层堆置、散落于地层中几种，祭祀用品多经过焚烧或切割打碎，祭祀坑内常铺有大量朱砂。三星堆祭祀坑的内涵近些年来引起了一些争议，认为坑内的器物是灭国后毁器埋藏的结果，坑内器物本身是用于祭祀的，但埋藏过程并非祭祀行为，应将其称为器物坑。

对此，张昌平认为这八个坑首先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且坑的位置非常集中，坑壁也是经过人为细致修整；其次坑内器物并非杂乱无章地扔弃，而是分层错落有序地摆放。由此可见，这八个坑从坑本身的营建过程、规整程度以及器物的放置过程均体现出明确的秩序性，并非发生灭国战争后单纯的掩埋器物行为。三星堆这八个坑仍应称祭祀坑，不仅坑内的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器物的埋藏过程也是祭祀的一部分。

若将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情形对比，不难发现金沙祭祀区内多有焚烧器物的迹象，三星堆祭祀坑内同样有大量的烧骨碎渣，这一现象表明，金沙遗址呈现的是祭祀进行中的场景，而三星堆祭祀坑呈现的是祭祀结束后的状态，且大体量的烧骨碎渣说明三星堆的祭祀现场应与祭祀坑距离较近。而竹瓦街遗址的青铜器均盛放于大陶缸内，具有窖藏的特征，其器类与三星堆、金沙遗址相似，同属于祭祀所用的礼器，推测此处是祭祀未开始前礼器的存储区。竹瓦街、金沙和三星堆分别代表了祭祀过程中不同的阶段。

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场景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如何将三星堆祭祀坑内的各类器物链接到原本的祭祀场景中去，是理解三星堆文化内涵的关键。张昌平提出，在古今中外的祭祀中，受祭者、祭祀者、祭品和祭器是构成祭祀场景的基本元素，而区分受祭者与祭祀者的形象，是解读三星堆各类人格性器物的核心。

首先，三星堆文化中的各类人形造像、面具等器物是写实风格，从今天人们的认知和审美出发也许会认为这些器物是抽象的表达，但写实与否是相对的概念——对于当时的三星堆人而言，这就是他们对人相貌的真实认知。

其次，三星堆器物中不同形状的眼睛对人物角色具有指向性：三角形眼睛最为普遍，最接近当时三星堆人群对自己形象的刻画，既包括生者也涵盖父辈祖辈；圆角四边形眼睛则是另类的表达，主要见于兽面和神兽类器物，可能是对自然神灵的刻画，同时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圆角四边形与节状突出组合而成的纵目人形象，这可能是一种人与神结合“进化”的表达；圆形眼睛则主要见于太阳形器物，可能代表太阳或月亮等最高等级的天体神。

上述这些复杂的具有人格性器物实则分别对应三星堆祭祀场景中的受祭者与祭祀者，区分二者的重要特征，是造像、面具等器物的体量大小以及站姿与跪姿的差异。在祭祀活动中，受祭者的地位通常是最高的，因此三星堆中大体量的器物应是受祭者的形象。受祭者中本身也存在王室祖先和普通贵族祖先的差异，同时还有人与神结合的形象以及太阳月亮等自然神的存在。因此三星堆的祭祀对象是一个复合体，可大体区分为地面阳间和地下黄泉两个系统。而那些体量较小的全身人像则是祭祀者的形象，其身份可通过头冠、服饰、站姿和跪姿加以区分。张昌平还提出，应当注意到这些具有人格性的器物多有穿孔，说明在祭祀时需要悬挂或绑缚使用，这暗示了三星堆的祭祀仪式应在户外露天举行，大体量器物的摆放还需要宽阔的空间，由此可见受祭对象的体量以及祭祀现场的规模，均表明是国家级别的祭祀活动。

祭器是祭祀者与受祭者沟通的媒介，主要包括神树和神坛一类器物。祭品是祭祀者向受祭者进献的珍稀物品，多来自外地或具有浓厚中原文化特色。例如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容器、有领璧、海贝、象牙等，也包括尖底盏和器座等陶器用以盛放食物。通过以上对祭祀者、受祭者、祭器和祭品的梳理与对应，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相对完整的三星堆祭祀场景。

对于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张昌平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实际上类似于一个贸易中转地，成都平原发挥自身地理优势获取海贝、黄金和象牙等贵重物品，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明建立联系以获取铜料等金属资源、成品铜器以及青铜铸造技术，而长江中游地区又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将成都平原的海贝、黄金和象牙等物品运输至中原都邑地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无论是工艺还是形制都与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明更为相似。

首先从铸造工艺上看，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均流行“凸凹式铸法”，这种工艺是为了兼顾浮雕式纹饰和容器等壁厚的铸造要求而产生的，与殷墟铸造的铜容器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在造型上，两地青铜器均具有扉棱发达的特点，且往往作连续的“C”形排列，在与扉棱对应的肩部，常常立有扁体的小鸟，小鸟的体侧往往饰有云纹，这一特征不见于中原文化中心区域同类器，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近年来三星堆遗址相关的科技分析也证明，三星堆具有浓厚本地风格的青铜器，例如青铜人像、神树等与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色的尊、罍等青铜容器分属于不同的铸造地，成都平原的尊、罍类青铜容器很可能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成品铜器输入。

这种贸易关系的成功建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周边地区的青铜文明都必须对中原文明有一种仰慕式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在三星堆的祭祀体系中有鲜明的表现：一方面，作为中原文明礼器的青铜尊、罍、有领璧等被当作珍贵的祭品进献给祖先；另一方面，在三星堆本地风格浓厚的青铜面具以及多层神坛上，常可见中原文化因素的模仿和改造，例如青铜面具中间类似扉棱的装饰，其原形实际上是龙虎尊上的立羽纹；多层神坛上人像头顶的器物是尊，但尊上焊接了具有本地风格的动物装饰。种种迹象均表明，三星堆人群对中原文化有很深刻的认同，并不只是资源和技术的贸易交流。综上，以三星堆、竹瓦街、金沙为代表的成都平原青铜文明正是在这种中转贸易的背景下崛起的，这一进程从二里头时期萌芽，晚商至西周早期走向繁荣兴盛，而到了西周中期，周王朝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关系恶化，中转贸易的平衡被打破，成都平原的文化随之转入低潮，直至春秋早中期才再度发展。

讲座结束后，张昌平就现场同学关于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三星堆祭祀场景中祭祀者的形象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他认为依据物质文化面貌特征的相似性来划分考古学文化，往往带有主观性，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和政体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即使是一个考古学文化也完全可能在政体上是不同的国家。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是具备都邑内涵的大型中心聚落，并且都具有国家层次的祭祀行为，物质文化面貌的接近并不代表二者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组织形态。对于三星堆人群用青铜塑造祭祀者形象的动机，张昌平认为将青铜全身人像判断为祭祀者是一种基于考古学形态观察的结果，至于这种行为背后的具体动因目前还是未知的，可能对于当时的三星堆人群来说，这种做法更符合他们的祭祀规则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