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媒体在报道这一《意见》时，称此举在于确保甲骨文等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承。
围绕“健全古文字资源保护和传承机制”“建设甲骨文、古今汉语和语言文化的语料库、资源库”“实施中华精品字库工程，丰富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字库”“布局语言资源博物馆、语言文字博物馆”等议题，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刘石，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杜鹏飞，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陈根远，河北博物院研究员、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郝建文。兹刊出专家观点，以期引起讨论，集思广益，共同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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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传承文明的载体，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如何看这一《意见》的出台背景和积极意义？
刘石：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当下，我们要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未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改革开放，仍然需要向世界学习；同时，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很重要，不能用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去否定先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过去与现在并不是绝对矛盾对立的。
这些年，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传统文化建设，提出传统文化的“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又提出“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台的，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类似的、相关联文件，还有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作为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相关的学者，我们为此感到振奋。
杜鹏飞：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今日简化字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甲骨文绝学对专家而言是一个专门领域。我想上述《意见》的本意并非要求大众都去认甲骨字，而是明确古文字传承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相关学科建设与学术人才培养，才是其落脚点。
谈到古今文字的传承，首先要讨论“识繁用简”到底有没有必要，需不需要达成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因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大众与繁体字完全隔阂，那会很麻烦。繁体的文献在简化过程中，讹误是无法避免的。也许有人认为文献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变异，是无关紧要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审读学位论文时，我常发现学生混淆姓氏的“余”和“多餘”的“餘”。甚至正式出版的台历、挂历中，将“乙丑年”的“丑”误写为“醜”，这类问题屡见不鲜。所以，一些繁体字适当地恢复、补充到现在的字库当中，大家见得多了，熟悉了，就能更好地促进“识繁用简”。
古文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还有大量传统文化资源未被认识、挖掘和梳理。若切断与繁体字的联系，将会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陈根远：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标识，也是文明存续最重要的载体。比如，4世纪左右古埃及的文字失传，它的文明也就灭绝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甲骨文，此后是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绵延不断，而且出现了方便书写、重视实用功能的趋向。与此同时，我们又把记录事情的文字变成了纯粹的艺术——书法，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非常独特的。现在公共环境里的用字，比如广告、短视频的片头、电影的片头，确实有粗鄙化的特征。甚至博物馆的宣传材料上，也经常见到那种张牙舞爪、缺乏蕴藉感的字体。前几年某博物馆开幕，馆名的篆字居然是错字。所以，对照《意见》，追溯中国文字之美的源头活水，思考语言文字的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
郝建文：此次《意见》的出台，既是立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时代命题的回应。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文化多样性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作为民族根脉，其传承发展关乎文化认同与民族精神延续。《意见》以系统思维整合多部门力量，将语言文化传承与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等宏观目标衔接，既为古文字等“绝学”与传统资源注入保护动力，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导向，让语言文化从文献与文物中“活”起来，对夯实全民文化素养根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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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全社会在甲骨文、书法字库、汉语文献等语料库、资源库建设和传播方面，已有哪些成果，存在哪些不足？
刘石：近些年，关于甲骨文字库、中国语言文化语料库、资源库的研发建设成果很多。比如，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字学是其重点学科之一，与教育部合建了“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还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合建了“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等。局部领域，如甲骨文方面，据我所知，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一直在做。他是知名甲骨学家，十多年前承担过“中华字库工程”的甲骨文项目。“中华字库工程”是一个总项目，我参与的是其中“宋元印本文献用字搜集与整理”项目。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这些年一直在带领团队整理清华简，清华简属于古文字，他们也在推进古文字数据库的建设，想利用数字人技术加快清华简的整理、辨识、缀合等相关工作。此外，还有不少高校积极推进自己的古文字数据库建设，可能没有开源，所以不为人所知。
语言文化还有有形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载有丰富信息的古籍，对现存的20万种古籍进行整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甲骨文研究，还是汉语言文化研究，最终都要回归到文献本身。做文字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必须要学好文献学。文字是基础，是最小的信息单元，在此之上是段落、篇章，再往上就是整册或某一类书籍。重视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固然非常重要，但目前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虽然很多地方都在建设以文字为中心的数据库，但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普遍使用、开源且数据量足够丰富的数据库。可能有专门的甲骨文数据库、战国文字数据库，也有辞书类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要么没有开放，要么不够完整。大数据的核心就是“大”，需要全面打通，只有这样，检索使用起来才方便。而现在很多数据库是某一家单位单独建设的，必然会有所侧重，而且很难由一家单位完成所有领域的建设；即便有单位建成了，也未必愿意开放共享，即便开放了，也往往只涵盖某一个具体领域。这和大数据的本质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总之，现在我们重视语料库、资源库建设，并重视其智能化发展，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主导，加大投入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更关系到国家的文化战略。
杜鹏飞：关于书法字库建设，能否从源头上做好把关，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目前，商业字库缺乏有效的准入审核和把关。以至于一些权威媒体都存在字体使用不规范的问题，这一现象亟待改善。我认为，并非所有的字体都适合纳入字库，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应牵头对字库进行审查甄别，剔除那些偏离审美、质量低劣的字体。民众还是愿意接受横平竖直、清秀典雅的字体。但如果设计师对书法的认知不足，无法判断字体的优劣，就会偏爱那些笔画夸张、飞扬跋扈的字体，因为他们觉得这类字体表现力更强、更吸引眼球、更有力量，这其实是个误区。
陈根远：现在以古代书法为蓝本建立的字库里，柳体和颜体比较成熟，还有欧体、魏碑风格的，甚至有“二爨”（《爨宝子》《爨龙颜》）那种感觉。中国书法之美，在于不同的书体里有各自的造型，而同一种书体中也有不一样的美学类型，比如《曹全碑》的秀雅，《石门颂》的纵逸。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书法体，图书封面如果选字库里的书法体，柳体和颜体庄重大气，比较漂亮。我认为，正是因为字库开发者选取了中国书法史上杰出书家创立的优秀书体，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取法乎上”。而那些完全不依据传统、张牙舞爪的字体，谈何书法艺术之美？汉字字库的创新，可以有“拿来主义”，但首先还是要溯源寻根，从古代书法宝库里真正有所汲取，并为我所用。那种毛毛糙糙的字体，容易先声夺人，视觉上有其特点，但如果稍微对中国文字之美有所了解，就知道那样的字体不堪入目。所以说，字库对人们认识汉字之美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
郝建文：从实际观察来看，中文字库建设存在重数量轻特色的倾向。部分字库对历代名家书法的收录多集中于大众熟知的书家，对中山篆、巴蜀文字等地域特色鲜明的古文字资源挖掘不足，并且字库在适配移动端等数字场景时，往往忽略书法原有的笔墨气韵。
语言文字类博物馆建设面临同质化与专业化失衡的问题。一些场馆展览多以文字演变通史为主，缺乏对地方特色语言资源，如方言、古文字遗存的深度挖掘；部分场馆过度追求科技展陈形式，弱化了对文字背后文化内涵的解读，难以引发观众共鸣。
甲骨文等绝学的传承与普及存在专业壁垒与传播断层。专业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学术期刊，转化为大众易懂的科普内容较少。中小学教育中虽涉及甲骨文，但缺乏系统性认知引导，导致青少年对其文化价值感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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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博领域在展示语言文字资源、开发文字和书法资源、推出主题旅游线路等方面成效如何？
杜鹏飞：当前文字类博物馆的展陈多以静态展板为主，吸引力不足，尽管如此，学生参观或研学总会有所收获，但体验感还是单一。总体来说，文字类博物馆里像样的文物较少，如何把展陈做得有吸引力，是一个难题。
让文物活起来，文字类博物馆的魅力从何而来？值得从业者深入思考。事实上，文字类博物馆的藏品范围十分广泛，历代碑帖、石刻以及所有与文字相关的文物，都可纳入收藏范畴。因此，我认为不必强求新建多少以文字学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更值得呼吁的是，全国7000多家博物馆若立足自身馆藏，挖掘文字类文物资源，精心做好展陈设计，应该大有可为。
陈根远：通过展览展示、旅游线路等方式回溯中国文字演变的过程，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就显现出平衡之美、蕴藉之美，讲究方圆相济、刚柔相济，讲究和而不同、“违”而不犯，由汉字之美感受传统文化之厚重，是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路径。现如今，人们的文化素养较之于过去提高了很多，但仍有不少人对书法之美茫然。对中国文字之美的认识和欣赏，即使在大学、博物馆里具有高级职称的人群中也是普遍欠缺的。所以，我觉得《意见》是在呼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倡开发追寻书法之美的旅游线路，完善现有的、比较成熟的、有传统底蕴的汉字字库。
陕西有大量的汉魏石刻遗存。比如《石门铭》，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包括《石门铭》在内的多处摩崖石刻被迁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再比如，药王山北朝造像碑，所用的字体浑朴天成，被认为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美学类型。隋以前社会纷乱躁动，唐建立后为之一变，书体也逐渐归于规范、轻便、流利，这在昭陵的初唐碑版中显而易见。从李斯的小篆一直到《曹全碑》，再到唐代的楷书、行书、狂草，仅陕西的石刻资源就能组成一个接近于闭环的中国书法之美旅游线路。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打开至陕西、山东、河南等省份，用书法之美能串起若干条相对完善的旅游线路。这种实用性的书法主题旅游线路，对提升人们对中国文字演变及其美学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郝建文：我认为应以活化传承为核心，开发文字和书法资源，推进中华精品字库工程。对甲骨文、中山篆、侯马盟书等稀缺文字资源，古文字学者与书法家可以协作，前者负责考辨字形源流、厘清用字规范，避免“望形生义”；后者以笔墨功底赋予文字艺术生命力，如中山篆单字有限，可借鉴张政烺的“借字补阙”之法，从同期晋系、燕系、楚系等文字中择取同源字，以中山篆的“颀长秀雅”笔意融合重塑，既保留字体典型结构，又体现书写的韵味。
对于中华精品字库工程，建议研究场景化应用。一方面，持续完善字库。除收录王羲之、颜真卿等历代经典书体，还应当系统整理、收入地域特色书体和鸟虫篆等小众艺术字体；另一方面，针对数字时代需求，开发多场景适配的字库版本，让甲骨文等古文字不再局限于专业领域，能便捷地出现在邮件、社交分享中，真正实现“提笔可见，日用即传”。
归根结底，开发文字和书法资源的目的，是让古文字从文物上“走下来”、从典籍中“活起来”，连接学术与生活、传统与现代，让每个汉字都成为文化传承的鲜活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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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古文字学等冷门学科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投身其中？如何使“绝学”有继？
刘石：冷门学科需要有人耐得住寂寞。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很难快速出成果。很多人辛苦付出，却只是研究过程的参与者，出不了个人成果，即便有成果，也多是集体成果，评职称不占优势，这样一来，谁还愿意投身其中？所以说，推进冷门学科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相关文件上，关键还是要有政策的跟进，要去落实。
我国人口基数大，哪怕是小众行当，爱好者也不算少。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成长在承平时代，家境相对较好，有条件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其实，有一部分年轻人，在古文字领域是非常投入的，冷门其实并不“冷”。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设计了很多科研项目，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冷门绝学的项目，涉及古文字领域的研究课题也不少。只要国家有明确的导向，再出台一些能够落地的扶持政策，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协同发力，那么“绝学”有接续，就大有希望。
杜鹏飞：高校中的古文字学学科必须绵延不绝，虽然规模不需要很大，但后继有人至关重要。甲骨绝学的传承，其核心始终依托于古文字学研究。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甲骨学就有了雏形，并逐步纳入高校学科体系。据我了解，古文字学原属二级学科，其发展不宜追求规模扩张，而应与社会需求相匹配——毕竟它作为绝学，无需太多人全面掌握，但必须绵延不绝、持续发展。当然，这离不开国家层面提供更多相关岗位需求，否则人才培养脱离实际需求，难以形成稳定的传承体系。
陈根远：目前，文博场馆在甲骨文等绝学的传承、宣传普及，以及汉字文化传播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主要原因是审美缺失。
以我了解的篆刻艺术来说，它是古文字传承的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载体。中国印章艺术有四个高峰：一是战国古玺，二是秦汉印，三是明清流派篆刻，四是今天的篆刻。当代的印社之多、参与人数之多、风格之多样，可以说是比较繁荣的时期，如古玺的创作、陶瓷印的兴起。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篆刻艺术要普及得多。
我见过一些很优秀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出书赠人，你一看那枚印，确实拿不出手。当下是个多元的社会，作为研究文物、历史的学者，应该有一枚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印章，这也是古人讲究的“止于至善”。
书法、篆刻艺术虽然很高妙，但还是要普及推广。因为，它承载的文字之美比较抽象，需要有专业人士去导览和启发：什么样的线质是美的，什么样的点画是不流俗的。汉字的审美是需要学习的，并非“生而知之”。我认为，学者不应该只在象牙塔里积累自己的学术论文，要分一部分时间，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分享给大众，积极地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