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从事何种研究，都会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将事实排列在一起，这就构成了理论。约翰逊认为“考古学理论”是一组一般性命题，它们要么是从考古记录中归纳出来的，要么是关于如何开展考古工作的表述。这个定义明确指出处理材料的方式构成了理论研究的核心，意味着理论并非外学科观点在考古学中的映射，而是考古学家在探究历史及理解文化变迁问题上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理论是考古学家在探究基本问题上共同谱写的史诗。
作为旧石器时代后考古材料的大宗，对陶器的研究构成了考古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由于陶器是人类将黏土塑形后经高温烘烤而成的器物，易于保存，一系列形制和物化特征为“透物见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陶器的多地区起源在方法论上对于拓展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及理解文化的差异、演化都至关重要。陶器类型学和序列法对于碳十四出现之前的年代学而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陶器研究的拓展也逐渐把考古学家吸引到更具挑战性的社会重建上来。《陶器研究与社会重建》选取了七位专攻陶器研究的考古学家，他们见证了美国考古学界从文化史到社会重建转变的百年历程，促成了这股洪流的汇聚与奔腾，各自的学术历程也共同塑造了当下的考古学理论。
安娜·谢泼德求学与工作的时段正值美洲考古学史的“分类—历史时期”。她作为陶艺家参与了基德对佩科斯普韦布洛遗址陶器的研究。在考古学界关注分期断代的时代，她能够把技术研究与科学分析以严谨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将人类学和科学引入陶器研究，展示了新考古学出现以来范式的雏形，无疑遥遥领先于同代学者。在谢泼德开始撰写《为考古学家书写的陶器分析》的1947年，赖斯出生，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的专业训练具有很强的过程考古色彩，导师是提出“陶器生态学”概念的马特森。在其学术生涯中可以看到陶器民族考古学潮流的涌动，1987年出版的名著《陶器分析：资料手册》展示出与谢泼德相异的时代精神——不再是零散的科学分析，而是“更科学更人类学”考古学背景下的社会重建。在该书2015年第二版中更是结合了她在中美和南美考古的经历，加入了后过程色彩的理论思考，彰显出科学研究与人文探索在陶器研究中的张力。
讨论当代考古学理论背景下的陶器研究，不得不提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也就是“过程考古学”。这场学术运动是由年轻学者和一些学生作为主力发动的，其中就包括宾福德在芝加哥大学的首批学生朗埃克、希尔、弗兰纳利等人。资深学者马丁在美国西南为朗埃克和希尔等人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试验田，供他们探索陶器社会学的方法论。朗埃克在草蜢遗址开展了田野工作，为了更深入探索社会组织、陶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他在1973年前往吕宋岛，启动了卡林加民族考古项目。
亚利桑那大学作为新考古学重地，面对美西南良好的保存条件和相对晚近的史前史，希弗与新一代年轻学者共同开创了行为考古学，旨在为考古材料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寻找经验基础。希弗致力于打通人与物的关联，尤其关注考古记录的形成过程及遗存的生命史，并指导斯基博构建了行为考古视角下的陶器研究体系。他们践行的实验考古与朗埃克倡导的民族考古构成了“中程理论”的重要途径。
克朗也在亚利桑那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是美西南资深考古学家豪里。虽在博士论文中可清晰地看到谢泼德、朗埃克、里德及宾福德等人的影响，但她的开拓不仅限于陶器社会学和行为考古——对萨拉多多色陶器的研究透析了陶器背后的意识形态。
过程考古学引入了系统论，将考古材料视为文化系统运作的产物。这条主线在阿诺德身上最为明显。他在1985年出版的专著《陶器理论与文化过程》是借助系统论来阐释考古遗存的尝试（霍德同年提出了“后过程考古学”），为开展陶器发生和发展的跨文化规律性研究奠定了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从阶段性特征梳理出的学术史只能作为一条主线，每位学者个性独特，学术经历迥异，而正是它们共同塑造了考古学理论，远比所谓“范式”“学派”所概括得丰富多彩。正因为如此，理论是塑造中的观念，是形成中的过程。正如《陶器研究与社会重建》所述，谢泼德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赖斯的人类学陶器研究，朗埃克的民族考古学，希弗和斯基博对传统技术的行为研究，克朗对意识形态和长距离政治—经济互动的研究，阿诺德运用系统论和对玛雅制陶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共同造就了当下的陶器研究和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可以视为对遗存时空分布问题的探索，按照斯波尔丁的说法，在时、空、形三要素中，只有时间需要推理。其实，考古学家从19世纪中叶，即“三期说”提出后就关注古人的生活，尤其是生计的变迁。对社会考古学的重新聚焦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考古研究从年代学转向功能论。泰勒倡导运用“缀合方法”将包括遗址古环境及与历史、民族志材料在内的相关信息整合到一起，威利借助聚落考古重建了维鲁河谷数千年生活方式的变迁，柴尔德和克拉克也做了尝试。随后，社会考古研究在过程论的影响下转向了对社会和文化过程的探索。
在受过程论影响的社会考古研究中，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不限于如何进行社会重建，更重要的是探究社会变迁的动因。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将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结合起来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塞维斯提出的社会演化为开展自上而下的研究提供了社会类型学的论证框架。弗兰纳利倡导利用系统论，从过程角度探讨文化变迁的动力，瓦哈卡项目涵盖了从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的诸多主题，包括制陶在内的手工业在推动社会变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装饰符号在塑造宇宙观上的积极意义。这些研究和朗埃克的陶器社会学建构相互映衬。弗兰纳利的思想也对探讨陶器背后意识形态的克朗及倡导系统论和文化过程研究的阿诺德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后过程论视角下，时间、空间和物质文化的社会建构可以视为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并冠以“时间性”“空间性”和“物质性”之名。这些都是有社会、文化或象征意义的，并非客观的研究对象，需要用更为思辨和批判性的视角去阐释包括陶器在内的考古材料。
过程—后过程大辩论的硝烟已然消散，学界意识到，科学与人文构成了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既避免科学霸权，又避免相对主义对知识建构的破坏。后过程论对社会考古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一方面，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强调可以防范新进化论视角下对个体特殊性的忽视，对历史过程的强调可以克服文化过程论过于看重社会进化而淡化能动性和决策对历史轨迹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技术选择的强调凸显出社会历史背景对当时社会和人群施加的影响，可以在“情境考古学”的框架内考察环境、社会、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由此看来，“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和“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本质无异，都关注人的存在方式，即通过人类学或历史学的框架审视人类行为和行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思考决策背后的限制条件和社会意义，探究社会与文化演进的逻辑和方式。这些综合性的考量在《陶器研究与社会重建》所介绍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很难确定他们究竟谁是过程论者，谁是后过程论者，而更多体现了范式因具体问题而异的状况。
随着文化史重建的任务进入尾声，陶器研究的核心主题也转移到社会重建上来，这需要将遗址作为舞台来探讨古人的生活方式，去了解资源获取—器物制作—使用改制—最终废弃的整个生命史，在区域范围内讨论陶器的生产、分配及技术变迁的生态社会机制（见希弗和斯基博）。这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导向需要对陶器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从系统论的视角捋清各个要素之间的反馈关系，进而探讨社会演进过程（见阿诺德）。陶器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的知识建构，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下均能开展坚实的研究。在过去的百年中，它帮助考古学家进行了文化史重建（见谢泼德和基德）、文化过程的探索（见赖斯、朗埃克和阿诺德）与文化意义的深层阐释（见克朗）。
陶器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双手并借助火的力量实现了对自然物质的改性，将黏土塑形为坚硬的器皿，代表着人类创造性地对分子级别能量的开发和对物质结构的重组。每一件器皿既是适应的产物，也彰显着人类对环境、社会和超自然关系的调整。人类在技术的帮助下，不断延伸时空，塑造深层历史。经历百年积累，陶器研究迈出了从常识到科学、从科学到人文的坚实步伐。在探索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在“透物见人”，在重建人类史的漫长努力中，作为考古学最主要的研究材料之一，对陶器的深入研究必然会让我们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陶器研究与社会重建》
作者：秦小丽 张萌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