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作为我国南方地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地理单元，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其中，新石器时代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珠江三角洲更是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区域。近年来，伴随岭南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该地区持续有新遗址的发掘、新成果的涌现和新认识的拓展。2024年，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从化区博物馆共同编著的《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横岭》）正式出版面世，为我们认识此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特征，完善文化序列，研探谱系关系提供了关键材料。

横岭遗址发现于2008年，于2013年启动抢救性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位于风化岩中的51座竖穴土坑墓。遗址位于广州市从化区，地处流溪河中上游，恰好处于珠江三角洲向粤北山地的过渡地带，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出土遗存呈现出复杂、融合的文化面貌。《横岭》全面地叙述了横岭遗址的发掘概况、遗迹分布及出土遗物等信息，是一部编写体例规范、内容严谨客观，信息全面翔实的考古学报告。

通读《横岭》，报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科学考古的思路贯穿始终。尽管此遗址属于抢救性发掘项目，但发掘团队严格遵守田野考古规章制度，包括在发掘前对拟发掘区域的人工清表、遗址航拍、运用全站仪测量与精准布方等基本程序。在发掘过程中，遗迹统一采用二分之一法，在便于观察遗迹剖面的同时留有余地，并且对易碎遗物采用现场石膏加固、整体提取的专业方式；此外，全程采集三维数据，还有意识地利用科技手段提取环境、植物、残留物等信息，可惜保存状况不佳，未获得有效结果，但团队负责的态度值得肯定。在发掘后的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并未懈怠，全体有效协助，器物修复、拍照、绘图、岩性分析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最终使得《横岭》迅速顺利刊出，为其他抢救性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与发表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保持传统考古报告体例的同时有所创新。作为一本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前言，介绍遗址和工作概况，第二至四章依据分区依次披露地层堆积、遗迹与遗物信息，第五章是陶器类型学分析与遗存的分期，第六章则聚焦于文化属性的探讨，因地层关系简单，因而采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横向对比判定年代的方法，将遗存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300年。这一结论与李岩先生的观点存在差异，解决此争议后续需要更多遗存的发现与科技手段的介入。整本报告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论述清晰，章节设定与行文逻辑基本采用了考古报告的传统编写方式；与此同时，部分内容的设定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例如地层出土遗物的描述采用整体介绍地层堆积，进而描述遗物的思路，但是遗迹出土遗物的描述采取叙述—遗迹，即描述其出土遗物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读者以单位为主体了解遗物；又如编写者摒弃了常见的陶片数量统计法，而是统计了遗址出土的最小器物个体数，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数据精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遗址信息披露详尽且客观。俞伟超先生曾言“一个考古发掘者，的确应把尽可能记录一切现象当作自己的职业道德”，确实，全方位地公布遗址资料是一本考古学报告的核心价值所在。秉持“宁错勿漏”的原则，报告不仅完整记录了出土的常规性陶器、石器与玉器，把其他疑似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也一并纳入，不做主观剔除，更是将发掘到的红烧土块、陶泥块、不明石器等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同时作者做到了尊重发掘事实，客观呈现遗址原貌，尽可能地多“述”而非多“论”。例如，在分析遗址的地层关系时，报告编写者明确指出“地层学依据并不十分充分”，而非强行运用地层学原理对遗存进行分期。又如作者在文中多处指出，有些出于不同单位的陶片可以拼接，而非直接将这些陶片强行归属于一个单位。这种对待材料的严谨态度，以及实事求是，勇于呈现遗址真实状况的勇气，应当给予肯定，最终使得遗存信息的处理和发表更加中立和客观，从而大幅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综上可见，《横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在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序列方面，该遗址提供了新材料，有助于加深岭南地区基础的时空框架研究。该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往往以釜罐为主要组合，但横岭遗址中却发现了较多的鼎。以往该区也有类似的器物组合出现，但材料有限，横岭遗址丰富的釜罐鼎豆组合必将更新我们对该时期文化面貌的认知。其次，《横岭》体现出工作人员强烈的问题意识，而非停留在单纯、机械的资料整理层面。尤为可贵的是，发掘者勇于阐述工作中的疑问与不足之处，包括建设性地提出“墓葬的打破关系不是很明显”，也许年代差别不大的想法。这有利于总结抢救性发掘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也体现出从业者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和态度。且作者在后记中提及还会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横岭遗址的相关成果，这种“长期质保”的精神可嘉。第三，该报告为探究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多个地理单元之间的文化互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横岭遗址虽然位于珠三角地区，但所在的流溪河是北江的重要支流，出土的鼎和玉器与石峡文化存在较高的相似度，陶器普遍施加几何拍印纹饰的特点又与粤东的虎头埔文化有明显的相似性。未来，待狮象遗址、陂头岭遗址、甘草岭遗址和茶岭遗址等出土遗存的资料完整发表，在更准确地判定年代的基础上，在辨别土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前提下，将有望对岭南内部史前文化交流的探讨产生更深远的学术价值，势必会推动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等课题的认识进入新的阶段。

当然，报告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其中有些细节可以处理得更为细致，例如，出土遗物普遍采用先陶器后石器的编写顺序，但是个别有错乱，如H32和M10都采用了先石器后陶器的顺序，建议统一；部分器物型式的划分略显冗杂，如第88页大口卷沿大罐与大口卷沿小罐的划分，两者除口径大小的区别外，形态基本无差别，也许可以分为一类；部分内容存在赘述，如第6页、108页和196页中对墓葬基本情况、陶器质地和地层关系的描述部分，有文字重复的现象，建议精简表述；第六章在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比较时，仅采用文字论述的方式，全章没有器物对比图，难以给读者直观、具体的阅读感受与认识；缺乏结语章节，未对遗址的性质、文化面貌及特征做整体性的论述，读完有意犹未尽之感。实际上，发掘者对遗址的认识相对而言更为直观，因此能够在基础材料的前提下更好地阐述认识性的结论，界定文化性质也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横岭》中也出现一些错漏，例如，存在与2022年发表的简报描述不一致的现象，如A、B两类墓葬的数量以及M16的墓葬大小等数据不同；又如横岭遗址的位置示意图（图一和图二）缺乏比例尺；第53页的标本T1826⑤∶15无孔径数据；第68页T1940东壁第③b层应为“红褐色砂黏土”；第173页写到地层出土有玉器，但在后文中却没有介绍；彩版一〇三中陶釜的器物号不完整，缺少M等。

尽管报告存在个别小瑕疵，但无伤大雅，有些限于遗址的客观条件，以上部分想法略显苛求，有些只是建议，并不强求。然而，瑕不掩瑜，《横岭》不仅展现出工作人员高质量的田野考古和室内整理工作水平，也凸显出从业人员高度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报告所表现出的土著与外来因素交织的文化面貌，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晚期珠三角向粤北山地过渡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揭示整个岭南内部的文化互动图景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贡献了新材料，可以说，这是岭南史前探源的一个重要收获。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化横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编著：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从化区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