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庄遗址位于安阳市文峰区小八里庄村南。2022年5月至12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发掘面积1300余平方米，清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存，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特殊，为探讨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互动、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
人地关系：八里庄聚落的兴衰变迁
八里庄聚落位于古洹河东岸的台地上，洹河呈西北—东南走向从聚落西部缓缓流过，为八里庄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水源。洹河继续向东南流去，最终注入古黄河，形成一条天然的水运通道，又为八里庄先民与周边地区人群的交流、往来提供了便捷的交通。
八里庄聚落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约230米、南北宽约200米，面积近3万平方米。这在裴李岗时代的聚落中都居于前列，属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心聚落。聚落的裴李岗时期文化堆积厚达1米，土色呈深灰或灰黑色，与大多数同时期聚落遗址堆积较薄、土色红褐形成鲜明对比，是八里庄先民在此长期频繁活动的生动写照。
聚落的裴李岗时期文化堆积之上分布一层厚约20~50厘米的黄土，十分纯净，应为洹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层，说明八里庄聚落的消亡可能与水患有关。碳十四测年显示，八里庄聚落遗址的年代约为7.9~7.3ka BP，大体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中、晚期。环境考古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晚期，全球范围内发生过一次明显的降温事件。环境的变化极易造成人群的迁徙、文化的嬗变与消亡，而7.3ka BP左右，裴李岗文化核心区人群向海岱地区、江淮地区、河汾谷地的迁徙很可能与这次气温的剧烈波动有关。气温的下降引起降水增多，使得洹河水位不断上涨，上涨的河水淹没了早期的H11、H12、H13，并不断拓宽洹河的宽度，最终迫使八里庄先民向外迁徙。
八里庄先民迁走之后，由于地势低洼，从仰韶到战国时期这里再无人类定居的痕迹。秦汉至唐宋时期，有少量人类在此活动，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埋葬死者的区域。
百业齐备：八里庄聚落的社会发展水平
八里庄先民的社会发展已处在较高水平，生业经济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建筑制造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等门类齐全。
目前考古发现的主要遗迹为灰坑，平面形状以圆形或椭圆形为主，另有少量长方形坑。一些灰坑最初可能是作为房址或窖穴之用。灰坑中大量红烧土墙体残块的发现为判断房屋的建造提供了参考，当时房屋的建造程序大致为：挖地穴—立墙柱—抹草拌泥—晾干—火烧墙体—搭屋顶。一般而言，用火烧墙体是为了防潮、杀虫，这种建造方式多见于黄河以南仰韶时代地面式建筑的建造，在黄河以北地区比较少见。八里庄遗址红烧土墙体残块的发现为探索这种建造方式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表明八里庄先民已掌握了先进的建筑技术。
手工业包括陶器烧造、石器加工、骨蚌器制作等。其中，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的比例略高于泥质陶，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物功能的不同选取不同的制作原料。陶色以红色为大宗，另有少量灰黑陶，而灰黑陶的出现则是当时陶窑结构先进、密封性能良好的最好佐证。泥质陶多为素面，有些器物表面经过打磨，较光滑；夹砂陶器表多有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篦点纹、指甲纹、戳印纹、锥刺纹、划纹、乳钉纹等。主要器类有深腹罐、盂、三足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漏斗形器、支脚等。石器数量较多，均为磨制，打磨精细，材质有砂岩、大理石岩、云母岩等，种类有石斧、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磨石等，以石斧为主。骨器有骨锥、骨针、骨簪等，以骨锥为主。蚌器仅见蚌刀一类，器身有穿孔。
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进入“锄耕”阶段，人们栽培的作物主要有粟和黍，同时还采集其他野生植物，如大豆属、藜属、紫苏种子以及枣属果实等。人们已经驯化了猪，但渔猎仍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较高比重，渔猎的对象极为广泛，包括中小型鹿、环颈雉、鱼、田螺、丽蚌、楔蚌等。
文化互动：八里庄聚落见证南北交融
八里庄遗址所在的安阳地区位于晋、鲁、豫三省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沟通南北、联系东西的重要纽带。裴李岗文化时期，这里是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与北方地区磁山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场所，这在八里庄遗址有着鲜明的反映。
八里庄遗址的陶器明显可分为A、B两群。A群以泥质红陶为主，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乳钉纹，主要器类有三足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卷沿深腹罐等。B群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发达，以绳纹为主，另有篦点纹、划纹、锥刺纹等，主要器类有盂、支脚、筒形罐、漏斗形器等。A群属于裴李岗文化因素，B群属于磁山文化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折沿深腹罐，它在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均没有发现，只出现于八里庄遗址和淇县花窝遗址，应是裴李岗文化的卷沿深腹罐吸收磁山文化的绳纹后创造出来的新器形。
目前，八里庄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明显分为两期。早期以H11、H72为代表，距今7900年至7500年左右，相当于裴李岗文化中期；晚期以第⑤层为代表，距今7500年至7300年左右，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晚期早段。无论早期还是晚期，A、B两群器物所占比重基本接近。因此，八里庄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遗存既不能单纯归之于磁山文化，也不能笼统称之为裴李岗文化，它应是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类遗存还见于淇县花窝遗址，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花窝类型”。鉴于花窝遗址发掘面积较小，文化遗存较少，可将这类遗存易名为“八里庄类型”。
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于豫中地区，而磁山文化分布于河北平原地区，二者的年代大体接近。那么，二者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又经历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呢？目前，太行山东麓地区经过发掘的裴李岗时期遗址还有易县北福地，武安磁山、牛洼堡、西万年，临清南盘石，淇县花窝、辉县孟庄、濮阳戚城等。其中，易县北福地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多为绳纹，主要器类为直腹盆（盂）、浅腹盘、钵、面具等，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属于典型的磁山文化范畴。磁山遗址较为复杂，原报告将其分为两期，实际上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不见泥质陶，纹饰以细绳纹为主，主要器类有盂、支脚、深腹罐等，属于磁山文化的范畴。第二期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主要器形有盂、深腹罐、支脚、三足钵等，文化面貌接近“八里庄类型”。第三期陶器以泥质或夹砂红陶为主，器表多素面，绳纹少见，主要器形有盂、支座、深腹罐、三足钵、小口双耳壶、假圈足碗等，属于裴李岗文化范畴。碳十四测年显示，磁山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400年至前5400年，但测年标本皆处于早期和晚期偏早阶段，并没有晚期偏晚阶段的标本，因此该遗址的结束年代要晚到公元前5300年前后，甚至更晚。花窝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器表多素面，少数饰锥刺纹、篦纹、划纹、压印纹，主要器类有卷沿深腹罐、盂、三足钵、小口双耳壶、折沿深腹罐等，年代为公元前5960年至前5650年，文化面貌与八里庄相似。孟庄遗址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器表多素面，纹饰以篦点纹为主，并有少量乳钉纹、划纹，主要器类有卷沿深腹罐、三足钵、平底钵、小口双耳壶、双耳罐等，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范畴，年代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晚期，绝对年代在距今7000年前后。
通过对这些遗址的分析可以看出，裴李岗文化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分别蜷缩于豫中地区和冀中一带。虽然目前冀中地区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北京东胡林遗址中夹砂直腹盆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很早就属于直腹盆（盂）文化系统，而磁山文化也属于该文化系统，因此，磁山文化的最早形态也应产生于此。距今8400年前后，磁山文化南下至冀南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裴李岗文化开始北上，与南下的磁山文化在豫北冀南地区发生碰撞，形成了面貌独特的“八里庄类型”。距今7300年前后，裴李岗文化继续北上，促使“八里庄类型”迅速裴李岗化，至此，豫北冀南地区都成为裴李岗文化分布区，但冀中地区的磁山文化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几乎没有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直到距今7000年前后，在北上的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的双重压力下，这里磁山文化的发展才中止，并诞生出后岗一期文化的最初形态。
结语
八里庄是裴李岗文化时期古洹河沿岸的一个重要聚落，它的出现、发展与消亡与古洹河息息相关。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八里庄聚落出现之前，古洹河流域还没有大规模人类活动的迹象。公元前8000年前后，随着河北平原和中原腹地人口的迅速增加，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人群不约而同地向洹河流域拓进，二者在八里庄相遇，始而相争、继而相安，共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八里庄类型”文化。因此，八里庄聚落是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互动的见证。
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随着裴李岗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张，使得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孕育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八里庄遗址正是裴李岗文化向太行山东麓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据点。裴李岗文化的北传逐渐终结了直腹盆（盂）文化系统在太行山东麓地区近3000年的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在仰韶文化初期形成了文化面貌较为接近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后岗一期文化、北辛文化都继承了裴李岗文化中的文明因素，如天文历法知识、以犬为牲和以龟为灵的宗教信仰、鼎文化因素、文字符号等，并将它们传播给后继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作者单位：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