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自古便与中华文明深度交融，位列六畜之首，是征战疆场的铁骑、联通四方的驿使、礼序规制的象征，更承载着开拓进取、坚韧勇毅、志在千里的精神内核，成为刻入民族血脉的文化符号。在西南滇地，这片兼具中原底蕴与边疆特色的土地上，马不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实用载体，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
昆明市博物馆馆藏的十件马题材文物，跨越东汉、大理国、明代三个历史时期，以陶、瓷为主要材质，囊括塑、雕、模印、彩绘、堆贴等诸多工艺，从官方礼制到民间生活，从实用器物到宗教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滇地马文化的发展脉络与地域特色。值此丙午马年，循着这十件文物的印记，回溯滇地马文化的千年传承，既是对生肖文化的致敬，更是对西南边疆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东汉陶马首：
汉风入滇的开篇物证
在滇地马文化的文物序列中，东汉陶马首具有重要地位。这件高26.3厘米的泥质陶塑（图1），出土于昆明呈贡小古城偏坡地，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是东汉时期中原文化与滇地本土文化交融的珍贵实物见证。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略不断深化，滇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原的制陶技艺、审美理念随之传入，为滇地本土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陶马首选材考究、陶土细腻无杂、烧制火候适中、胎体坚实规整，尽显中原汉式制陶工艺的严谨与精湛。其造型刻画兼具写实与写意之美，马耳竖立挺拔，线条利落，尽显骏马的机敏；双目凸起有神、目光炯炯，勾勒出骏马的灵动；马口微张露齿、唇角线条自然，仿佛能听见骏马的嘶鸣；颈部中空设计，既减轻了胎体重量，又让整体造型更显轻盈，暗藏工匠的巧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陶马首并非对中原陶马造型的简单复刻，而是融入了滇地本土的审美特色。滇地工匠在借鉴中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对本地马种的观察，适当夸张了马的眼部与耳部造型，让骏马的机敏与矫健更具视觉冲击力，这种“融汉入滇”的艺术表达，印证了东汉时期滇地与中原的工艺互通与审美融合。
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
生肖与佛教的交融印记
跨越汉晋至唐宋，滇地进入大理国时期，这一阶段的滇地文化兼具中原文化、佛教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特色，多元交融成为鲜明特征，大理国五佛十二生肖火葬罐便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这件高32.6厘米的泥质黑陶火葬罐（图2），出土于昆明拓东路原古幢公园附近工地，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罐身以堆贴、浮雕为主要工艺，将五尊佛像与十二生肖形象完美融合，其中马生肖形象形神兼备，成为大理国时期滇地马文化的独特印记。
大理国时期，佛教盛行，成为主流宗教信仰，同时中原的十二生肖文化早已传入滇地，与本土丧葬文化深度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丧葬体系。这件火葬罐便是这一体系的实物载体：罐身肩部与腹部堆贴浮雕状的五尊佛像，造型端庄肃穆，工艺精湛，尽显大理国时期佛教造像的艺术水平；佛像旁错落分布着十二生肖浮雕，马生肖昂首扬蹄，身形矫健，线条流畅，与其他生肖形象相得益彰，既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又与整体纹饰融为一体。马生肖与佛像共生共存的布局，打破了马文化原有的实用属性，赋予其新的精神内涵。
从工艺角度看，这件火葬罐采用泥质黑陶为胎，胎体厚重坚实，堆贴、浮雕工艺娴熟，佛像与生肖形象的立体感极强，刻画细腻精准，既体现了大理国时期滇地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又融合了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将工艺与文化完美结合。
明代武士牵马陶俑群：
礼制与军威的具象表达
步入明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原的礼制文化、军事制度深度渗透滇地，马作为军事征战与礼仪仪仗的核心载体，其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明代武士牵马陶俑群便是这一时期滇地马文化的集中体现。这套陶俑群共六件（图3至图8），均为昆明市博物馆馆藏，出土于昆明地区明代墓葬，规格各异（高度分别为25.7厘米、23厘米、22厘米、21.2厘米、21.6厘米、24厘米），以泥质陶为胎，部分保留红、绿彩饰，采用模制与手工雕刻相结合的工艺，武士与骏马的形象栩栩如生，尽显明代滇地的军事与礼仪规制。
明代是滇地军事防御体系逐步完善的重要时期，西南边疆作为国防重地，驻军众多，军事文化成为当时滇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原的仪仗礼制文化也深入滇地，成为社会等级与秩序的重要体现，武士牵马陶俑群便是军事文化与礼制文化融合的产物。这套陶俑群虽规格各异，细节略有不同，但整体造型风格高度统一：武士均体格健硕，身姿挺拔，面部表情威严，或怒目圆睁，或肃穆沉静，尽显军人的刚毅；服饰细节刻画精准，衣袂线条流畅，部分陶俑保留着清晰的衣纹褶皱，尽显工匠的细致；动作皆围绕骏马展开，或左手牵缰、右手握拳，或左手牵马、右手护腹，牵马的动作自然写实，人与马的互动感极强。
与之相配的骏马，均身形挺拔壮硕，四肢稳健，昂首挺胸，尽显骏马的雄健与威武；部分骏马的鬃毛、马尾刻画细致，马尾或呈“S”形略施红彩，或上扬，或自然下垂，或因岁月侵蚀略有残缺，但仍难掩其神韵；部分陶俑与骏马均踏于长方形踏板之上，更添仪仗的庄重与规整。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陶俑群的彩饰工艺极具特色，部分陶俑与骏马保留着红、绿彩饰，虽历经岁月洗礼，色彩略有斑驳，但仍能窥见明代滇地彩饰工艺的高超水平，红彩鲜艳，绿彩温润，与陶胎的质朴相互映衬，让整体造型更具层次感与视觉冲击力。
六件武士牵马陶俑，虽各有侧重，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既展现了明代滇地的军事风貌——骏马是征战的重要工具，武士与骏马的组合彰显着边疆的军威与防御力量；又体现了明代的仪仗礼制——规格统一、造型庄重的陶俑群，是社会等级与礼仪秩序的具象表达。
明红彩陶马与青花十二生肖盖罐：
民间与瓷绘的双重延伸
如果说明代武士牵马陶俑群彰显的是滇地马文化的官方属性，那么明红彩陶马则让马文化回归民间，勾勒出明代滇地民间马文化的世俗生活图景。这件长18.6厘米、高11.9厘米的红彩陶马（图9），为昆明市博物馆馆藏，出土于昆明地区明代民间墓葬，以泥质红陶为胎，施红、黑彩饰，采用手工捏塑为主的工艺，造型质朴生动，尽显明代滇地民间审美特色。明代滇地，马不仅是官方的军事工具与仪仗载体，更是民间生产生活的重要伙伴，作为交通代步、农业生产、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马深入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民间百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红彩陶马呈卧姿，双目圆凸、口微张，仿佛正在休憩；双耳竖立，头略右倾，尽显骏马的机敏；四足蜷曲于身体下方，身形圆润，线条自然，贴近民间马种的真实形态；背部刻有简单的直线条作装饰，没有繁复的纹饰，却让整体造型更具层次感；器身施红、黑彩饰，色彩略有不均，红彩浓郁，黑彩简洁，彩饰的手法随意自然，尽显民间工艺的质朴与灵动。这件红彩陶马印证了马在明代滇地民间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让滇地马文化从官方的礼制与军威走向民间的世俗生活，丰富了滇地马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内涵。
明代是中国青花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原的青花工艺成熟精湛，通过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传入滇地，与滇地本土的陶瓷工艺、装饰审美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滇地青花陶瓷艺术。在明代滇地马文化的文物序列中，明青花十二生肖盖罐以陶瓷为载体，将青花工艺与生肖文化完美融合，成为滇地马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交流融合的全新篇章。这件通高38厘米的青花盖罐（图10），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以瓷为胎，青花为饰，尽显明代滇地陶瓷艺术的水平。盖罐整体造型端庄规整，器型饱满，盖与身契合紧密，尽显制瓷工艺严谨；青花发色温润、浓淡相宜，线条流畅精准，八卦纹刻画简洁规整，尽显青花工艺的精湛；罐身肩腹与下腹堆贴模印十二生肖纹，马生肖昂首挺立，身形矫健，与其他生肖形象相得益彰，成为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花八卦纹与模印十二生肖纹的组合，既承袭了中原的青花工艺、生肖文化与道教文化，又融入了滇地本土的装饰审美，将中原文化的精髓与滇地文化的特色完美结合。
十件马文物，千年滇地情。千余年来，马文化在滇地不断传承、丰富与发展，早已融入滇地的山水与文脉，成为我国西南边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丙午马年的崭新起点，昆明市博物馆馆藏的这十件滇地马题材文物，如同跨越千年的文化信使，承载着滇地人民的精神追求，串联起滇地马文化的发展脉络，见证着西南边疆与中原的文化交融。
（作者单位：昆明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