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作为系统性教育改革的国家工程，既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的重要发展举措，也是对国内外学科深度交叉融合趋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迫切需求的积极响应。

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对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积极把握“新文科”建设这一机遇，推进“文化遗产学”发展，既有助于破解以往掣肘“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学理困境，也将为蓬勃发展中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撑。

何谓“新文科”

“新文科”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提出的学科发展创新模式，旨在通过学科重组与文理交叉，推动传统文科的创新发展。2018年，教育部全面布局“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要突出优势特色。以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为引领，做强优势学科专业，形成人才培养高地；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提出，要深化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

我国“新文科”建设这一战略发展目标的提出，是有着多维度原因的。首先，是数字化技术手段既给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也极大地助力了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新文科建设就是顺应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通过学科重组与文理交叉融合来促进传统人文社科的发展。其次，是知识生产模式更新驱动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创新。当前，知识生产模式已从以传统的学科为中心的“模式Ⅰ”，以应用性为主要特征的“模式Ⅱ”，发展到弱化学科边界、创建多层次知识体系的“模式Ⅲ”，新文科建设就是顺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模式创新的积极探索。再次，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新文科建设的着力点之一就是要培养能够适应于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时期，新文科建设对标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促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更高要求。

新文科背景下的文化遗产学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也迈上了快车道，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立了文化遗产学院（系/中心/专业/方向等），正在形成日臻成熟的文化遗产相关课程、教材及培养体系，产出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成果，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智力和人才支撑，在助力我国由“文化遗产大国”走向“文化遗产强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界诸多前辈、学者就“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所涉及的内涵外延、理论基础、培养方向和目标，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分别提出过许多卓有见地的见解。如曹兵武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是一门应当和遗产价值及本体研究、管理、经营、运作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高度综合的创新性学科；杨志刚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应该是一门涵盖面甚广、学科交叉性很强的学问；张廷皓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可以包括文化遗产学理论、文化遗产法学、文化遗产美学、文化遗产管理学、文化遗产保护学等多个方面；孙华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属于交叉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是文化遗产的类型、价值、保护和管理；贺云翱先生认为文化遗产学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综合性、贯通性、应用性，首先要使“文化遗产学”在高校教学即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完成对学科体系的初步建构。笔者也曾不揣冒昧，在《关于“文化遗产学”的几点思考》（《中国文物报》2021年5月7日）一文中提出，“文化遗产学”具有非常鲜明的交叉性、开放性、生长性、应用性等特点，契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鼓励“学科深度交叉融合”“跨学科门类、跨领域、跨院系的交叉研究与合作”这一要求，以及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并建议将“文化遗产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高校“新文科”建设稳步推进，为“文化遗产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对“加快新文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新文科建设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由此观之，文化遗产学高度契合“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与目标要求，积极推进“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建设，有其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学术维度，新文科建设既强调继承性，也关注创新性，这与文化遗产学的固有特质有很强的匹配度。我国的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通过对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与价值认知可以让我们思考“从哪里来”，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可以让我们明晰“到哪里去”；通过深入挖掘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激活文化基因，有助于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更好地发挥其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作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文化遗产的创新创造活力与潜能，更有助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其当代价值，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在学科维度，新文科建设强调系统性、交叉性。文化遗产赋存于各类载体，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价值，也面临日益复杂与严峻的人为或自然威胁。因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复杂多样、目标要求迥异，就决定了文化遗产学的多学科交叉不只是“文理交叉”这一种模式，而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以新文科建设推进“文化遗产学”发展，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通过交叉融合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紧密围绕文化遗产进行更为科学的内涵挖掘、价值认知与保护管理，培育以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生长点与科技创新点。如研究古代社会组织形态发展时，需要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研究古代社会宇宙观时，还应与哲学、宗教学、天文学等进行交叉，引入其视角、思路与分析方法；研究古代民族交流融合时，则要与历史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古DNA技术等进行交叉。而以文化遗产物质本体的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提取与保护为目标，则可以依托物理学、化学、材料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优势，进一步延展文化遗产的生命周期。

在育人维度，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在于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随着我国文化遗产概念的不断拓展深化，其工作范畴也愈加广泛，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工作对象类型也日益丰富，这就意味着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更多样，要求高校培养出更多的“一专多能”人才。对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遗产“认知-保护-管理-利用”这个逻辑链条，以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以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目标，在“文化遗产学”下设四个二级学科，即：文化遗产认知、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管理、文化遗产阐释，并针对不同的研究方向，基于学科交叉的不同视角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例如，针对文化遗产本体价值的挖掘与认知，可以通过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交叉来认知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内涵，与艺术学交叉解读其艺术价值，与自然科学交叉认知其科学价值，与社会学、人类学交叉探索其社会价值等。通过因材施教、按需培养，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路径，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在社会维度，我国的文化遗产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对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弘扬传承内涵价值，挖掘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其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文化遗产学作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际需求所产生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经过学界的理论思考与分析研究之后，再重新回归并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与此同时，文化遗产学研究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要探索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多种途径，推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搭建起由“资源”转化为“产品”的桥梁，形成融合式协同发展范式，进一步丰富全社会的公共文化供给。我国的文化遗产是华夏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以新文科建设推进文化遗产学发展，更有助于向世界分享中国保护管理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增强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为世界文化遗产事业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应立足文化遗产学“古今贯通、文理交融、有分有合、多元发展”的特点与优势，积极抓住我国正在推进的新文科建设这一重要机遇，努力推动“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建设，构建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为目标的学术发展平台和人才培育摇篮，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文化遗产学科发展，同时也是适应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响应国家重大需求、展示保护人类文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将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人才、智力支撑，激发新的发展活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